新華網上海３月１９日電
上海一家以“調查婚外情、家庭暴力、轉移婚姻共同財產收歸私有等”為主要服務范圍的“中國首家女子維權中心”在今年１月被依法查封，“偵探”們卻又改頭換面重施故伎。記者近日參與了有關部門對一個“婚姻調查取證
”案件的調查取證，從中看到，婚姻調查服務取證有著巨大的市
場需求，而有關法律、制度卻相應缺失。專家指出，正因為這個矛盾的存在，才讓所謂的“私家偵探”大行其道，“前仆后繼”。
“私家偵探”帶來的噩夢
３月１４日，江蘇無錫一名沈姓中年婦女來到上海，向記者哭訴了“私家偵探”給她帶來的噩夢：
沈女士丈夫有外遇，要跟她離婚。為了爭取傷害賠償權，沈女士被電視上“‘中國首家女子維權中心’上海分部”廣告吸引了。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底，她特地來到上海委托這家企業為自己進行婚姻調查取證。但這家企業不久后被查封。到了２００５年１月，沈女士接到一個電話，原來“私家偵探”們換了家公司。沈女士不放心，問：“那家公司是非法的，現在的公司怎么樣？”對方告訴她，他們是“上海第一家合法的、獲得調查權的企業”。
１月１２日，這家自稱“上海邦特法律咨詢（調查）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驅車來到無錫，與沈女士見面。在他們的名片上，赫然印著“（中國）上海偵探網”，名片背面列舉了多項業務：“婚姻維權”“證據搜集”“訴訟執行”“債務追索”。沈女士要求查看其公司的工商營業執照復印件，對方回答：沒帶。他們告訴沈女士：“婚姻調查取證這種小案子，一做就成。”并對她信誓旦旦：“一定要把你從火坑里救出來。”這句話打動了她，于是沈女士簽下了授權委托書，委托這家公司為她提供合法的取證服務，委托事項為“調查，婚外情取證”。委托費是２．３萬元，沈女士先交了１．２萬元。收了錢，“私家偵探”們開始工作。但第二天沈女士撥打其中一人的手機時，發現他們已經返回上海。沈女士很不解，對方辯解說：“你老公下班后，我們就沒有跟蹤了，因為地形不熟悉。”還很不耐煩地說：“我們有我們的工作方法，你不要多問。”
沈女士很著急，她下了崗，靠打工維持生活，每月僅數百元收入，委托費全是借來的。她每天都給這家公司打電話，對方總在敷衍。春節過后，沈女士接到一個名叫周玲的女子的電話，稱調查取證的事全由她負責了，要沈女士再交５０００元，作為“啟動資金”。沈女士說：“我已經交了一萬二了啊！”周玲答道：“前面交的錢歸前面，我不管。”沈女士要求退錢，對方拒絕了，理由是他們已經開始工作。沈女士再三哀求，周玲說：“看你可憐，再交２０００元，我就去做，給你一個結果。”
３月９日，周玲來到無錫。沈女士回憶說，周玲態度很兇，收了２０００元，稱沒帶收據，只打了一張收條。她還說，她公司“后臺”很硬，“關系一直通到中央”，并說她的車是“新聞采訪車”，哪里都可以去，車上有“遙控監視器”。周玲告訴沈女士，這次“調查”就看運氣好不好了，運氣好就有結果。
周玲“調查”了３天，沒調查出什么結果來，回上海了。沈女士只能不斷地打電話催促，對方或者繼續敷衍，或者干脆不接電話。她逐漸絕望了：“證據”拿不到，借的錢要不回來，離婚官司一天天臨近……她甚至想到了跳樓。
“私家偵探”現出原形
３月１４日下午，記者陪同沈女士來到上海市工商局黃浦分局檢查支隊報案。通過上海市工商局的網上查詢系統檢索發現，“上海邦特法律咨詢（調查）有限公司”其實是一家注冊地在上海市奉賢區的企業，在工商部門核準登記的企業名稱中，并沒有“調查”二字。
記者隨３名工商執法人員來到設在上海白渡路上一套民居中的“上海邦特法律咨詢（調查）有限公司”。進門就見一尊碩大的關公像，辦公室里電話響個不停，業務繁忙。工商執法人員發現，這家公司沒有發票，只有收據。記者翻看了一下收據，委托取證的收費還真不少。公司張姓“老總”承認，公司從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６日開始經營，“發票從來沒領過，稅也沒交過。賬只是隨便做做。”工商人員問其公司的經營項目，他支支吾吾：“我公司做些什么，一下子說不清楚，有些是朋友托過來的，比如有人碰到什么難題，我們去幫他溝通一下。”“在我們這里做的人是沒有底薪的，操作的人拿４０％，６０％給公司。”
在工商執法人員的干預下，當天下午，沈女士拿到了“邦特公司”退還的１．４萬元。她雙手顫抖著把錢裝進手提袋里，隨即痛哭起來：“我真沒想到還能拿回這筆錢……這筆錢就是我的命。”
記者了解到，像這樣的“婚姻調查”公司其實并不少見。工商部門表示，像上海邦特公司之類的企業，其經營范圍已涉嫌涉及個人隱私的調查，是法律所不允許的。而從事這些業務所必須使用的手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能由司法機關行使。
該由誰來取證？
“我非常理解受害婦女為爭取自己利益，千方百計收集丈夫婚外戀證據的心情和做法。她們為什么不去尋找法律的保護，而相信這類公司，主要是因為現行的法律無法保護她們。法律規定‘誰提出、誰舉證’，沒有證據就什么利益也爭取不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會副會長徐安琪說，“那些名為調查公司、咨詢公司實為‘私家偵探’的公司有很大的市場需求和利潤空間，而公安部明令禁止‘私家偵探’也使這類公司轉入地下，讓不少人反而深受其害。即使不是騙錢，也發生過諸如違法取證、侵犯公民隱私權、利用獲取的證據對當事人進行敲詐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現象。”
上海市婦女干部學校高級講師、唯爾福熱線主持人周美珍也認為，“誰提出、誰舉證”這一點對女方非常不利，“尤其是一些開公司做生意的男人，如果他有防備，女方根本沒有能力去查清男方的財產有多少，也沒辦法去獲取男方婚外情的證據。在離婚時，女方拿不出證據，財產分割對女方就非常不利，也無法爭取到傷害賠償。”
徐安琪、周美珍都認為，現在離婚案中處于不平等地位的婦女很難找到幫自己獲取、提供證據的相關合法機構。徐安琪說，有個婦女花１萬元請了“私家偵探”，雖然調查到丈夫與婚外女性同居的地點，居委會、街坊鄰居也說他們在此同居，但要求他們作證時誰也不肯簽字，實際上等于沒有拿到丈夫過錯行為的證據；周美珍說：“唯爾福熱線開通至今已有１４年，關于婚外情的咨詢很多。而沈女士丈夫與人非法同居，在當地并不是秘密，沈女士可以找愿意給她作證的鄰居，或者居委會、村委會。但這種證人通常很難找到，一般人不愿意作證，如果男方有一定權勢，更加沒人愿意作證了。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通過相關法律的調整。在一些發達國家，離婚取證是檢察官做的事情。我國相關法律也應該做一些改進，譬如將離婚取證的工作交給司法系統來做，而不是讓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方自己完成。”
徐安琪說，由于基層單位已退出個人私生活領域，社會應為婚姻不如意的或受害婦女提供其他的渠道，比如社區的心理、法律咨詢和指導等，使那些有難處的婦女在婚姻發生危機時，有宣泄、傾訴的場所并獲得實際指導和社會支持。（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肖春飛、俞麗虹）
編輯 張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