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于凌罡所說，他的初衷絕不僅僅是為自己建一套便宜的住宅，“合作建房追求的是符合各方面利益而合理使用資源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這件事的價值已經超過了建房本身。”
面對杭州不斷上漲的房價，不少人尤其是外地在杭工作的年輕人想擁有一套房子似乎已成為一種奢望，也正是高房價，讓很多人不得不選
擇離開杭州。合作建房的出現，只是事情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反映而已。
《抗議高房價，杭州個人合作建房能否圓夢》縱深報道
浙江三大經濟專家熱議：想法好，實施難，關鍵是政府支持
預期：成為解決住房難的補充途徑，小型房產公司重洗牌，房產市場趨理性發展
人才入杭：政策門檻越來越低，房價門檻越來越高
“我很喜歡杭州，這是個非常適合居住的城市。但要在這里買房子安家，對我而言實在太困難了。”一位姓趙的政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杭州房地產市場1992年起步，1997年施行土地儲備制度，1998年市政府推行住房改革，實行住房商品化、投資主體多元化、住房貨幣化安置系列配套政策，市場發展一直持續穩定。
1999年則是杭州房地產市場的分水嶺。這年，杭州市取消實物分房，實行貨幣分房，外地人購房也可拿產權證，于是，外地購房者(含外地投資客)大量涌入，房價開始飆升。據中國工商銀行杭州分行的統計，2001年，外地人在購房者中比例高達40%。
隨著外地大學生落戶杭州政策的放寬，本地居民舊房換新，從2001年下半年起，本地人購房開始占主導地位。2002年下半年出臺的《拆遷條例》也大大帶動了杭州二手房市場的發展。杭州市房價由1999年每平方米均價2000元上升到目前的5000-6000元，2003年市中心均價已突破8000元。杭州市房產管理局公布的資料顯示，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和4個直轄市中，杭州房價漲幅1998年、1999年位居第五，2000年、2001年排名第三。
浙江省城調隊提供的數字表明，2003年杭州市區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890元，按戶均3人計算，約為32670元。根據世界銀行標準，一套住房合理房價應等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倍-6倍，由此推算，杭州市合理房價應在20萬元上下。顯然，杭州市目前的房價大大超出市民的承受力。
生活在杭州，最難是房子。雖然杭州市政府為杭州引進人才出臺很多優惠的政策，然而，以杭州房價為代表的生活成本不斷上漲，讓原本因為政策而降低的入杭門檻再次提高了。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史晉川教授說，總體上講，雖然這些年來杭州人均住房面積有了迅速增長，但仍需繼續改善。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收入的不斷提高，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今后一段時期住房的供給與需求都處于比較旺盛的階段。住房消費是一種階梯消費，改善居住條件應該根據經濟能力的逐步增長逐級完成。“升級置業是實現住房階梯消費的一種方式。”升級置業群體的購買需求是杭州房地產市場一個長期、穩定的支撐力量。而且，杭州作為一個獲得聯合國“人居獎”的城市，作為一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對外地購房者有著其他許多城市不可比擬的吸引力。無論是在杭創業者、在杭求學的大學生，還是工作、生活在外地的很多人，都把在杭購房居住作為一項重要的生活目標。大量的外地人購房，有力地拉動了房價。
關心者：“民間形式”如能抑制房價則益處多多
杭州的合作建房究竟能搞到怎樣一個地步，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而在眾多接受調查的杭州人中，對合作建房的態度不一。
29歲的戴曉濤在一家外貿公司工作，有一套市區的70平方米的房子。她認為，在杭州高房價的陰影下，合作建房聽起來至少不是一件壞事，但實際操作起來很難，特別是拿地。“有這閑錢，不如自己搞公司得了。這可能是有些另類的人在做，但不太會成為一種現象。”戴小姐還擔心，房地產畢竟不是充分競爭的透明行業，搞房產不像買菜，難度較高，如果雇專業人士操作，成本就很難控制，投入大的話不如直接買商品房。
在媒體工作的陳先生則有點心動。“在杭州工作幾年了，一直租房子住，很痛苦。”陳先生說，如果真能省下15%-40%的錢就擁有自己的住房，當然值得去試一試。但他也擔心，現在合作建房還沒有成功個例，有關部門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而且這件事操作起來相當復雜，我覺得，理性的態度是靜觀其變。”
在調查者中，跟陳先生一樣持觀望態度的人最多，占了一半以上。
浙江大學化學系教授劉加庚是第一個在網上報名參加合作建房的，現在是杭州合作建房的核心成員。他說，由于杭州的房價這幾年持續走高，浙大每年培養出來的大量人才不得不做出離開杭州的選擇。他帶過一個研究生，就因為無力承擔杭州的房價，畢業后去了外地工作。劉加庚認為，如果通過合作建房這種“民間形式”，能夠抑制杭州房價甚至擊破房價泡沫，那不僅對合作建房者有利，對政府也有利，豈不是一件大好事？他希望，合作建房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比如在拿地等方面。
華立地產集團副總：他們有困難，我可以提供幫助
對于這幾天媒體上報道的杭州合作建房的事件，杭州的房產商也反應不一。
華立地產集團的副總裁邱小平認為，這是個新生事物，是一個很好的模式和想法。如果沒有土地以及法律上的政策問題，操作得當，應該是值得嘗試的。“如果他們遇到什么困難，我可以與他們共同探討，為他們提供幫助。”
如果合作建房操作成功，會不會對杭州的樓市產生影響呢？邱小平明確否認：不會。他說，因為供求關系還在，合作建房只可能是極少數人參與，不會大量出現，對目前的樓市是構不成影響的。但是，如果合作建房成功，對杭州樓市的走向透明會有一定的幫助。
杭州另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不愿透露姓名的老總認同合作建房不會影響杭州房價，他說，合作建房理論上可行，實際操作難度會很大，“第一，合作建房涉及到同盟的客戶利益，這需要去調和。第二，這是個專業性很強的領域，實際問題會很多。第三，融資也是個需要跨越的門檻。第四，合作建房存在風險。其中的不確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的不確定性，還有市場的游戲規則也在變，這都是參與合作建房的人要承擔的風險。而以前是由開發商來承擔這部分風險。”
虞曉芬：給合作建房打分？50分都不到
浙江工業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虞曉芬教授也認為實際操作難度會很大。她說，杭州目前的房價幾乎熄滅了中低收入者改善居住條件的渴望，現在一部分人想通過合作建房來重建這個希望，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但操作難度相當大。“如果給合作建房的可行性打個分，連50分都打不到。”
虞曉芬提供了四點理由來支持她的觀點。首先，拿地難，現在經營性土地供應都是向市場進行公開的招(標)拍(賣)掛(牌)，地價已經相當高，合作建房者要在短時間內籌措大量資金，與實力雄厚的開發商展開激烈競爭，這有很大難度。其次，房產開發專業性很強，從方案設計到施工，以及資金籌措到管理，每個環節都需要一批專業人員去運作，合作建房有這樣的專業隊伍嗎？第三，參與合作建房的人員多，在建房過程中一定會有利益沖突，怎么來協調解決？第四，融資問題，銀行會不會對這種新生事物感興趣？如果得不到銀行的支持，合作建房只能是紙上談兵。
趙杭生：可行性較強，政府規范合作建房已迫在眉睫
浙江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趙杭生教授則認為，合作建房的可行性較強，作為一部分人解決自身住房的一個途徑，合作建房應該得到政府的鼓勵和引導。而所謂鼓勵，就是在土地、稅費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
趙杭生認為，如果按房產商20%的利潤計算，加上政府如能在土地、稅費等方面給予10%的優惠，那么，比起購買商品房，合作建房者就能省下約30%的錢款，這對很多人來說是相當有誘惑力的。
但他同時指出，合作建房不會成為一種主流，而應是解決住房問題的一個補充途徑。“畢竟，合作建房操作起來非常復雜，要牽涉到很多精力，適合的人群比較少。而且，各自的利益訴求怎么協調也是個問題。”
他認為，對于合作建房，政府一方面應該給予優惠政策加以鼓勵，另一方面，可以像國外那樣，由社區出面來做這件事，或者，也可以由一級政府或房管局來出面，這樣就可以避開一些風險，并能夠協調解決合作建房者的利益矛盾。
他說，杭州的房價不會因為合作建房降低，一來因為合作建房者畢竟是很少一部分，二來，對于真正要改善住房條件的人，房子的配套設施尤其重要，合作建房在這一點上可能達不到他們的要求。
合作建房者中，有可能會出現一些“有房族”，在用低成本建房并拿到產權證后，再以市場價出售房產，其中的利潤空間是相當大的。對此，趙杭生表示了他的擔心：“政府一方面應鼓勵合作建房，另一方面，應盡快推出相關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合作建房。在我看來，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史晉川：一旦成功就會影響房價，小型房產公司面臨重新洗牌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史晉川教授說，在國外，建房合作社的成員一般有共同的價值判斷，有共同的興趣愛好，他們也能得到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持。但在國內是另一碼事。國內房地產長期處于賣方市場，賣方存在一定的壟斷性，扭曲了正常的選擇和競爭，使得買方長期處于一種弱勢。房價持續上漲、信息不透明、合同欺詐等情況，直接促成了合作建房的產生。
史晉川認為，合作建房是件好事，但具體運作難度相當大，尤其在土地審批這一環節上，如果政府不給予政策支持，讓合作建房者跟房產公司在同等條件下運作的話，恐怕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且，一旦拿地成功，也可能會受到各個房產商的抵制，不但在設計、建筑上，甚至可能在建筑材料供應等各個環節受到抵制。這是合作建房者需要注意的。
史晉川說，只要合作建房比購買商品房能節省10%以上的利益空間，就會吸引大批希望改善住房條件的人。合作建房是否會影響杭州的高房價，現在還很難說。“如果有一部分人真的做成了這件事，那就會影響杭州的房價，并發生積極的作用，使整個房地產市場趨于理性發展。甚至，那些小型的房產公司就會面臨重新洗牌的局面。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政府給予支持，并出臺相關政策法規，來規范和健全合作建房的整體運作。”（鄭潔群
何煒宏 錢偉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