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成為很多年輕人心中的痛。
越來越高的房價越來越威脅到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群體的安居權。這批年輕人大多很優秀，很勤奮，很有理想，很想做一番事業，可以說代表了我們社會的未來和希望。然而，商品房的大漲價，卻使他們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個人集資合作建房從經濟學角度看，顯然是一條違
反專業化分工的倒退之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造房賣房屬專業化很強的業務，理應由開發商造房，中介商售房，這樣分工可節省購房者許多時間、精力和錢財，做到成本低、效率高。正因如此，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單位實行的單位集資建房做法后來紛紛停止而轉變成職工直接從市場買房。
但是，現在的高房價是難以承受的，而開發商是不愿意放棄“暴利”的。
于是，一些年輕人開始了“造夢”。
但他們要跨越至少六道關口：政府準入關，資質關，土地關，資金關，配套關，協調關。
狼煙四起！
自從集資合作建房在北京拉開序幕之后，全國各地紛紛響應。
3月5日，杭州集資合作建房會議在省老年中心會議室舉行。盡管一樣有爭論，但杭州個人集資建房行動開始從網上轉移到了現實中，似乎目標一步步走近了。
自從在網上發出倡議合作建房的帖子后，杭州集資合作建房的核心成員王涌宇比以前更加忙碌了。一方面他要四處了解最新的土地拍賣信息和成交價格，一方面還要不停地與想要參加合作建房的人溝通。3月8日下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王涌宇還不停地接到跟合作建房有關的電話。王涌宇是一家咨詢公司的老總，關于個人信息，他不愿透露過多。“前幾天報紙登了后，有些人打電話給我，說我現在成名人了。”他笑得有些無奈。
在土地拿到之前，什么都還是個未知數，王涌宇坦言，媒體過多的關注讓他有壓力。
投資者也可參加
相比起北京合作建房的模式，王涌宇說，我們跟他們有點不一樣。
第一，北京的合作建房開始后，每人需繳納100元作為辦公費用，而杭州在拿到土地之前，核心成員為此事付出的勞動和費用，基本上由他們本人承擔。這樣前期風險都集中到了核心成員身上。王涌宇說，第一次會議的茶水等費用就是另一位核心成員王先生出的。
第二，北京的合作建房成員需進行資格過濾，只有無房者才能參加，而杭州沒有報名資格條件限制。投資者也是可以參加的。
作為行動的主要發起人，王涌宇卻對自己參與合作建房的目的諱莫如深。
“像北京那樣的模式是個理想。我們現在不管人家是否投資，只要做成這件事，就是最好的，就像平價藥店進入杭州一樣的道理。誰代表了杭州市民的利益，誰就是做了正確的選擇。”王涌宇說。
據介紹，自從3月5日的會議開過之后，初步確定下來的方案是：參與合作建房的人交十五萬到二十萬塊錢。王涌宇告訴記者，現在有合作意向的差不多已經有七八十人，其身份大多是公司白領，還有大學教授、銀行職員等，其中還有少數人是從事房地產業的專業人員。股東行為，從交錢那一刻開始生效。按照交錢的順序，取前面20人左右為核心成員，這些核心成員具有優先選房權。
但是，如果核心成員多次沒到會，或沒完成分內事，其核心成員資格就將取消，轉成普通成員。
確定人數之后，第一步就是成立投資公司。成員所交的款項也將共同由銀行監管。
“這個過程大概需要半個月到一個月的時間。”另一位主要核心成員王先生說。王先生現年已經退休了，此次他是為28歲的兒子參加合作建房。
時間就是最大的風險
對于合作建房，王涌宇認為沒有政策和法律上的瓶頸，土地才是合作建房中的重中之重。然而，“想得到政府支持，這無疑是期待天上掉餡餅”，王涌宇認為，最有可能的途徑是參加公開的土地拍賣。這段時間，他就一直在忙著跑各個區域了解土地的信息。
根據參與者的意愿，此次的合作建房地址有市區、濱江、余杭等多種選擇，具體地塊到時還要開會表決。
“考慮到土地價格因素，余杭區基本選擇在閑林、良渚一帶。現在報名人數已經差不多了。如果此次操作成功，我們還可以在濱江等地再進行合作建房。”王涌宇說。
據悉，參加者只需報個名，“至于錢，可以等拿到土地之后再打入銀行賬戶”。
土地是合作建房資金中的關鍵，即使合作建房的成員都交上首期款項，但能否順利拿到地還是個問題。
上海在2003年就出現過合作建房。當年4月，身在美國的留學生kjm1089(真實姓名叫翁云)在網上發出帖子召集網友集體買地造房。據稱，不到一個月，就有50多名年輕人加入。但因建房稅收及地塊未獲得政府支持問題，此事不了了之。
王涌宇對此卻有相當的自信。“我以前的工作與招商引資有很大關聯，融資方面我不是很擔心。”他告訴記者，據他所知，最近某郊區拍出的一塊土地價格并不那么高昂。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合作建房成員大概有三五百人，運作起來相當困難。而杭州首次合作建房的人選只確定50到70人左右。對于合作建房中可能要出現的各種風險問題，王涌宇說：“時間就是最大的風險。”
3月10日，杭州市國土資源局宣教中心林亮說，對于合作建房，國土局不會過度關注，“一切按照規定來，只要符合招投標的資格，就可以參加投標”。
根據規定，“投標人的范圍及資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的公司、企業、其他組織均可參加競投。可以獨立競投，也可以聯合競投。非房地產開發公司競得的，可獲得房地產單項開發經營權(每一宗地塊的具體條件詳見各地塊文件)”。《杭州市國有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管理辦法》規定，“非房地產開發企業通過招標、拍賣方式取得房地產開發用地的，應當設立房地產開發經營項目公司，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設立房地產開發經營項目公司，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
浙江萬馬律師事務所王紅燕向記者解釋說，目前杭州合作建房還是一個松散型的結構，“很難取得競標資格”。在央行規定“不得向個人發放建房貸款”的前提下，他們能夠爭取的融資只能是面向企業的房地產開發貸款。但房地產開發貸款必須遵循現有的規定，比如貸款前先要獲得土地、“四證”(土地使用權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和施工許可證)，也就是說，在前期最需要資金的土地環節上，即便成立了公司，也不能寄希望于從銀行獲得融資來購買土地，動輒上億元的土地競買費用必須由該公司自行承擔。
初步確定公司章程
北京合作建房的發起人于凌罡說他在北京并不缺房子住，花費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做這樣一件看起來“不太可能實現”的事，他的初衷絕不僅僅是為自己建一套便宜的住宅，“合作建房追求的是符合各方面利益而合理使用資源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這件事的價值已經超過了建房本身。”
3月9日，核心成員們再次聚集到一起，商討合作建房的具體事宜。核心成員王涌宇高興地說：“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政協分組討論時，表態支持網上熱議的合作建房模式，我們聽了都大受鼓舞啊！”
據媒體報道：任玉嶺研究員指出，目前中國城市房價之高已遠遠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積極支持個人合作建房，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對策。這則消息無疑是給杭州合作建房打了一支強心針。
3月9日的合作建房第二次會議開過之后，初步確定了公司章程，成立了三個工作小組：一、策劃組。負責土地等具體項目的直接操作。二、宣傳組。負責印刷宣傳冊，介紹成員經歷等，另外還負責與媒體、政府、銀行等部門聯絡等。三、辦公室。負責起草章程、草案等。
每組基本確定為四五人，小組中還有一位核心成員。3月10日，王涌宇說，現在大家都已利用工作之余分頭辦事去了。“目前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讓更多的人了解合作建房，以及它的風險與收益，接下來進一步確定合作建房的成員。”不過，下次開會，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參加，兩三百人的會場成了問題。“如果有人能提供開會場地，就最好不過了。”
律師建議不要跟風
南京“我愛南京自建/團購房俱樂部”已吸引了200多人報名。上海的朱劍也帶動了“上海家園”的計劃。今年1月，成都一名叫王勁夫的律師也發出倡議，要在成都征集100人集資建房。
針對各地的合作建房熱，國家建設部住宅與房地產業司剛剛以“關于請報送個人集資合作建房有關情況的函”的形式，向成都、北京、南京、廈門市建委和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發函，要求五城市報送：本地區個人集資合作建房的詳細情況；五城市建委或房屋土地管理部門對個人集資合作建房的意見和看法；五城市建委或房屋土管部門對建設部關于個人集資合作建房工作的建議。
3月11日，建設部宣傳處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部分城市的報告已送到建設部，但建設部還沒有形成可以公開的意見。
杭州市建委宣傳處李處長告訴記者，對于合作建房，主要看上級部門的意見如何，“我個人認為，目前對這種行為不宜做太多宣傳”。
而杭州本地幾大主要銀行都對此不置可否。中國銀行貸款科一位郁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不會對此事作太多關注”，也沒有詳細研究過。“如果他們主動過來聯系，再商量具體問題”。
王紅燕律師說，合作建房是一個新事物，還沒有一個完全合適的法律法規來說明怎么操作。她分析說，參與合作建房的市民專業知識有限，遇到某些專業問題時可能無法解決。而且，按照規定，一個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最多只能有50人，這樣很多參與者只能作為“隱性股東”，“很多權益無法得到保證，一旦發生了糾紛，就更難解決了”。
“如果一旦得不到銀行的貸款，公司的集資行為很可能變成一種非法集資。”王紅燕說，非法集資中的“集資”是一種經濟行為，是一種金融信貸行為，通常以高利或者高額回報為誘餌，而大家集資建房相當于“打平伙”。但是在操作中，牽頭的人拿什么來保證對集資人的承諾？
“慎重，不要盲目跟風。”王律師強調說。（鄭潔群 錢偉鋒 何煒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