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廠商告訴記者，現在不少地方的安檢部門根本不監管，只收錢。甚至出現給錢不合法也合法，不給錢合法也不合法。
２００５年農歷正月十五剛過，南京財經大學市場營銷系主任陳曉東告訴記者說，南京玄武湖公園里，初一早上光是爆竹的紙屑就掃出５０多噸。事實是，因群眾呼聲，原有２８２個禁炮
城市已有１０６個部分解禁，煙花爆竹市場盛況空前。不過河南省瀏陽市日豐煙火制造公司董事長肖遠楠告訴記者，出廠價５０元的爆竹被賣到了３００多元，北京市場上７０％的鞭炮是“黑貨”，這都是時禁時放和“管而不監”惹的禍。
禁放令顯然正在全面失控，各級政府正遭遇巨大的立法尷尬和執法挑戰。數年前，石家莊市政府曾就解禁問題向１７３９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征求意見，結果８２．６％的受訪者表示贊同解禁。那么當初立法又是如何得以通過的呢？在開與禁兩種不同的呼聲之中，政府究竟如何抉擇才能避免始終搖擺于其間的尷尬，對于可能存在或已經存在的問題，監管部門是否真的準備好了呢？
暴利下的“黑貨”市場
北京昌平的高檔別墅區里，十分鐘“燒掉”１０００多塊錢炮竹的王佩沮喪地發現沒有１萬元根本看不出燃放“規模”；而郊區的很多定點燃放專區更是車擠車、炮接炮，慕名而來的城里人為經銷商帶來了滾滾財源。“我逛了五個定點銷售專區，發現一個２０００頭的鞭炮價錢可以從６０元要到１２０元。比起那些私售攤點往往能貴上三四倍。”水漲船高的價錢倒還是其次，王佩只是弄不懂這些“高貴的燃放專區”背后是不是存在著真正的“特權”。“有限開禁造成的雙軌現象，可能反倒助長了有人從中謀取暴利。”王佩說出了很多人對這一現象的共識。
肖遠楠告訴記者，他們想在北京辦個分公司卻怎么都批不下來，但事實是，北京市銷售的１個億的煙花爆竹當中，僅僅有１２００萬元是通過正規渠道售出的。他說參與非法渠道流通的未必都是非法廠商，在暴利驅使下，一些合法廠商也會鋌而走險。就全國范圍來看，非法渠道流通的煙花爆竹占到三分之一強。
那么這些煙花爆竹上市前合法的流通環節是怎樣的呢？那些合法渠道商的日子到底如何呢？
晉中市煙花爆竹有限公司總經理原云飛告訴記者，原來全國的煙花爆竹經銷企業都隸屬于各級供銷系統，后來要求取消主管單位，各地都陸續進行了股份制改造，所以不少地方的批發商其實都是國家控股的特許經營企業。
不過各地的正規經銷企業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非法渠道的干擾。“他們的價格往往比正規渠道低，一是沒有稅費問題，二是靠偷工減料壓縮了不少成本。”原經理告訴記者，個體作坊生產的炮竹，標著１０００響往往只有４００多響，而且他們的安全和質量成本也很低，能夠幫經銷商節省很大成本，對正規批發商形成了不公平競爭，而且還有安全隱患。
“秋后算賬”苦了生產商
煙花爆竹的火爆售賣讓人們理所當然的覺得，背后的產、供、銷體系肯定也賺得“盆盈缽滿”。但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生產廠家卻覺得日子不那么好過了。
肖遠楠告訴記者，在這條生產鏈上，最難的是廠商，利潤最大的是經銷商。“他們可以隨便賣，但我們有限的利潤卻因為各個環節的問題難以及時兌現。”他告訴記者，一般廠商的利潤在１３％～２０％之間，但實際未必能拿到那么多錢。
在我國的煙花爆竹生產行業，有一條基本行規，就是貨到后（一般是年初）先付６０％，年底再支付另外４０％。而先期拿到的這些錢扣除１３％的稅率和一些基本的生產成本之外，往往就只剩下４０％，而這筆錢往往剛夠投入再生產的周轉資金。也是由于這個原因，瀏陽的煙花爆竹工人的工資往往是一年一付，年底結算，逢重要年節，或者９月份有孩子上學時，可以先支付一個月的工錢。“相比之下，有能力的生產廠商都愿意做利潤相對較低的出口業務，這部分比重一般為３０％。之所以這樣，圖的就是資金回籠快，對方只要認可你的質量，往往會很快以現款支付。”肖告訴記者。
此外他們還要與非法的手工作坊較量。業內人士表示，這部分企業大概占到３０％～４０％左右。他們往往是市場的攪局者，也包含著巨大的安全隱患。
法律監管下的產業無奈
不少正規廠商和渠道商都抱怨日子不好過，在他們看來，如果說利益驅動造成了是市場混亂，那么監管不力則嚴重破壞了健康有序的經營環境。
原經理告訴記者，現在時禁時放的政策，對安全管理其實很不利。他說因為晉中一直都沒有采取過禁令，所以他們在長期的實踐中摸索和總結出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經銷管理體制，能對渠道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但另外一些城市由于政策不穩定，銷售管理的隨意性較大，監管難度就更大了。
更讓他擔憂的是目前的監管體系。原經理告訴記者，以前全部由各級公安部門負責，管理力度比較大。現在公安部門把銷售許可證的發放和安全事故處理的職責移交給了各級安全監督管理局，自己負責打擊非法銷售和運輸等事宜。但這樣做的結果是有些地方的公安部門認為自己對此事已經完全沒有責任，把所有的職能都推給了安監局。“要知道各級安監局的力量十分有限，而且沒有基層組織，于是就造成了監管空當。想想以前，公安部門管理時，每個鄉鎮都有派出所，管理力度很大，尚且有那么多問題，現在安監局勢單力薄，隱患就更大了。”原不無憂慮地表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廠商告訴記者，現在不少地方的安檢部門根本不監管，只收錢。甚至出現給錢不合法也合法，不給錢合法也不合法。“他們總有名目繁多的理由向我們收錢，發一車鞭炮到外省一般每箱都要交至少１塊到４塊錢不等的費用給公安部門。有的省份干脆只要給錢，隨便什么渠道的貨物都可以進來，秩序很混亂。而且很多事故都是由非法產銷造成的，但合法廠商卻得跟著受連累。”對此，肖遠楠也深有同感。“可我們沒法退出來啊，大家都指著這個吃飯呢。”
陳曉東告訴記者，瀏陽市花炮局的一位局長就曾說過，煙花生產每年給他們帶來的銷售額大約在２０億元左右，如果沒有了它，恐怕瀏陽市的經濟會倒退１０年左右。正因為這個，他們對安全生產很關注，而且事實上，集約化生產容易提高管理效率和安全質量。“巨大的需求和利益驅動不是說禁就禁得住的，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引導，趨利避害，而不是一味去封堵，更不是堵不住索性放任，這事關利益，更事關責任。”（溫秀）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