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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解讀“傳染病頻發”？
——權威人士談公眾危機心理
今年年初我國部分地區出現流腦疫情，可能不少人心頭會有這樣的疑問：２００３年的非典，２００４年的禽流感，２００５年的流腦
……這兩年傳染病怎么比以前越來越嚴重了呢？
然而，記者從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得到的數據顯示，從上世紀70年代以后，我國傳染病總發病率和總死亡率一路走低，最近兩年一直處于低水平狀態。
為什么百姓對疫病的認識與科學監測結果之間會有一定程度的錯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讀。
人們對疫病的認識應有科學依據
曾光教授指著一張《全國傳染病報告發病與死亡情況走勢圖》向記者介紹說，由于物質水平低、醫療衛生條件差、防治機制不健全等復雜因素，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以前，我國傳染病發病率始終處在6000/10萬的高水平線以上，死亡率曾達到30/10萬。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醫療衛生條件特別是計劃免疫等各項事業的發展，我國傳染病總發病率和總死亡率有了大幅下降，最近兩年更是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與過去相比是天壤之別。
曾光進一步以最近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流腦疫情舉例說，上個世紀60年代，我國曾暴發過大規模的流腦疫情，發病率一度高達400/10萬，最近兩年的發病率卻只有0.2/10萬，相差了大約2000倍。
然而，從一些百姓對今年流腦病情的反應可以看出，2003年暴發的非典疫情對公眾的心理影響還是比較大的。曾光說，非典是一種新的傳染病，它剛剛出現的時候，我們沒有特異性的預防措施，也沒有特異性的診斷標準和治療辦法。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一些恐懼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而像流腦這樣的傳染病，我們早已有了特異性的預防措施、科學可靠的診斷手段以及針對流腦病原體的有效治療方法，老百姓完全不必談之色變。
曾光明確表示：那種籠統地認為近兩年我國傳染病疫情變得越來越嚴重的看法與實際情況是不相符合的。
“認識錯位”折射出社會發展的軌跡
曾光教授同時指出，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正在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不僅要活著，更要活得健康，活出精彩。因此，公眾防控傳染病的意識正在不斷增強，這是好事。
作為社會學家，鄭杭生分析說，過去人們對包括傳染病在內的周圍情況不怎么在意，覺得與自己關系不大。隨著醫療衛生知識的普及、科學認識的深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疾病對自己的威脅。
喻國明說：“過去那種所謂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信息封閉基礎上的不可靠的‘安全感’。”而現在傳染病防治法對疫情的公布做了明確規定，從制度上保證了疫情及時、準確地發布。因此可以說不是發生的病例越來越多，而是公布病例越來越及時了。同時，現代化的大眾傳媒使信息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地得到拓展，疫情信息經過媒體的傳播必然對公眾產生強烈的沖擊。
從社會風險分析的角度鄭杭生提出，目前在我國，傳統類型的風險，例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依然構成對人民生活和社會安全的威脅，而一些新的社會風險，如新型傳染病、失業、貧富分化、生產事故、刑事犯罪等的存在，又表明了我們的社會正處在以工業化、城鎮化為標志的現代化進程中。
“錯位”不應成為常態
傳染病防治不單是一個醫學問題，它涉及到社會的多個方面。百姓認識上出現的“錯位”也說明，政府部門、新聞媒體和公眾自身還需進一步講究危機處置的藝術，增強抗御風險的心理承受力。
曾光希望，政府更加注意發揮公共衛生專家的作用。同時，新聞媒體不要為了搶賣點，去做聳人聽聞的宣傳。
作為新聞傳播方面的專家，喻國明則提出，媒體應積極、正確地引導公眾。而政府處于信息強勢地位，也要主動負起責任。在疫情發布方面，不僅要公布何時、何地發生了何種傳染病疫情，還應把這種傳染病的危害程度、防治辦法等信息通過媒體及時告訴給老百姓。信息的單一和模糊，反而會刺激公民自我保護意識的膨脹。
鄭杭生呼吁，全社會都應轉變傳統的安全觀念，由注重事后處置、認定、總結的消極的社會安全機制，轉變為注重超前預警的積極的社會安全機制。
對普通百姓，專家一致認為，最基本的還是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養。遇到突發公共危機，眾說紛紜的時候，應該注意從政府、媒體等權威渠道獲取信息，而不要只聽信親朋好友之間的口口相傳。這種人際傳播由于具有血緣、友情等外部因素，往往使人覺得可靠，但外緣的可靠并不能保證內容的可靠。
(新華社記者霍小光、馮冰)
特約編輯：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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