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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沈陽日報》報道，沈陽市中院日前推出2004年“十大精品案”，其中包括葫蘆島黑社會性質團伙案，曲樂恒獲賠234萬余元等。
平心而論，當選的案件都曾在全國至少是當地引起過巨大影響，備受媒體和公眾關注，如果將其中有些案件審判過程加以總結歸納，用以警醒世人，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此冠以“
十大精品”之名就顯得有些不妥了。比如，“十大精品”中的“曲樂恒獲賠234萬余元”一案宣判后，原告曲樂恒、被告張玉寧都多少表達了一些不滿和看法，而來自社會上的質疑和不解同樣不少。由此可見，這件案子的判決結果并未做到讓原告、被告和社會各界都信服的地步，稱之為“精品”值得商榷。
再說，既然有“精品”之說，是否意味著還有“合格品”“次品”之說呢？其實，對于每一起案件的審判，法院都應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力爭都辦成鐵案，而不應有“大小”之分，“重視”和“不重視”之別。或許案件的涉案金額、受社會關注程度等確有區別，但對于法院來說，應該一視同仁地重視，用同樣認真嚴肅的態度對待。寫到這里，筆者想到人民的好法官宋魚水，宋魚水把“讓原告、被告皆信服”作為工作的追求目標，她感動人的地方，正是這樣崇高的職業精神。
相比之下，評選自家的“十大精品案件”，則容易給人“自吹自擂”的感覺。令人憂慮的是，歲末年初，不少部門都爭先恐后地推出為民辦的“十大實事”，取得的“十大成果”等，無不充滿溢美之詞，而群眾是否滿意和認可就很難說了。
筆者突發奇想，有關部門推出“十大精品案件”的同時，是否也有必要評一個“十大教訓案”呢？或許只有這樣，才能和“十大精品案”相得益彰吧。（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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