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影院的百年變遷
成立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電影院幾乎是國內現存最古老的影院之一。這個昔日的“遠東第一影院”不僅目睹了近八十年來中國電影的興衰流轉，更是中國電影發展歷程的活樣本
文/戴靖婷
今天，即使生活在上
海，也只有中年以上的人才能準確地指出上海大光明影院的位置。在繁華的南京西路，距離新世界百貨商場不過幾百米的地方，這座年久失修的建筑淹沒在一排不起眼的小商店中。只有巨大的電影海報提示著它的身份。“大光明電影院”的大字招牌與曾經為人稱道的黃色外觀積滿了灰塵，讓人幾乎無法想象它曾經顯赫的過去，只有大廳兩側四道直通二樓的長梯依稀可辨當年的氣勢。
據了解，自1933年修復之后，這座昔日的“遠東第一電影院”就一直靜靜地容裝未改地佇立在那，目睹著不同電影時代的盛世繁華。
遠東第一的大眾王宮
“我爸爸是棉花商人，他只去大光明這樣的首輪影院。我五六歲的時候他就帶我去電影院，他愛看滑稽戲，比如卓別林，《勞埃與哈臺》，還有《金剛》、《人猿泰山》這樣的動作片。”81歲高齡的原上海電影制片廠編輯沈寂回憶起童年的快樂經歷，眼神中仍然帶著一股天真的歡喜。他懷念的是早期的大光明。
1928年《火燒紅蓮寺》一把大火燒熱了剛剛興起的中國電影業，引發了萬人空巷的觀看熱潮。一位來自潮州的資本家高永清看準了放映業的商機，當時上海的電影院多集中在虹口，于是他聯合部分外資將靜安寺路(現在的南京西路)的卡爾登跳舞場改建為影院，聘請《申報》副刊《自由談》的主編周瘦鵑為廣告部主任，周瘦鵑為這座設有茶室、酒排會室、吸煙室、等候室的新影院命名為“大光明”。
1928年12月23日，梅蘭芳為大光明剪彩揭幕。
早期大光明的輝煌很快終結于1930年的“《不怕死》事件”。在放映美國丑角羅克主演的辱華影片《不怕死》時，著名戲劇家洪深憤起抗議，被巡捕房逮捕。在社會民眾的聲討與媒體的抵制下，大光明黯然停業。
“今天的大光明實際上是1930年停業后新建的，當時的地盤比現在大很多。”大光明電影的前任經理李名駿介紹。彼時的上海灘是“冒險家的樂園”，被稱作“華南電影院大王”的英籍華人盧根對影業已頗具規模的上海虎視眈眈，一心想把大光明改造為遠東第一流的影院。無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與美國人合作在美國注冊了一家公司來投資。一味追求最高標準的龐大改建計劃幾乎耗盡了盧根的資本，成為其破產的導火索。但他實現了“遠東第一”的夢想。
1931年6月的《申報》上，連續幾天刊登大光明電影院重新開業的整版廣告，赫然以“遠東電影院之權威”為口號，并以“冷氣設備溫度適體四季如春”為一大賣點。當時上海的電影院還在用電風扇降溫，大光明耗資30萬元的冷氣間成為首屈一指的特色。而由德國著名建筑師烏達克設計的影院至今仍是上海重點保護的文物，共上下兩層，有一個1900座位的放映廳和三個休息廳。設計者的精巧用心體現在從地板磚到紅地毯每一個細節。
到如此豪華的影院看一場電影自然價格不菲，在大光明的開業廣告上刊登了票價：日場正廳六角，樓廳一元，包廂一元半，夜場則還需上浮半元。當時兩元足足可以買兩斗半大米。
“一般電影院的票價才一角半，小時候到大光明看電影是一件挺隆重的事。”79歲的朱廷嘉是標準的上海“老克朗”(class)，父親從印刷業獲利甚豐，便投資電影院，擁有大光明所屬的亞洲影院公司下好幾家戲院的股份。他從小就是鐵桿影迷，：“最開始由傭人帶著去，我都穿著小西裝，打上小領結。門前有頭戴紅帽、穿紅衣的拉門小郎替客人拉門，進門有存衣服務。門口原來有一個樂譜架擺放著可以免費取閱的說明書，上面印著放映電影和明星介紹以及電影預告。后來拿的人太多，就放在售票處，買票的時候贈與。入場有白俄女郎領座，開場之前和休息時間有服務員胸前掛著長方形藤盤叫賣爆米花和巧克力。后來戲院連爆米花也不賣，不讓吃零食。靠近走道的一排座位旁邊專門設有帶圓圈的小凳子給小孩坐，每個座椅背后有掛鉤，可以把汽水瓶鉤在上面，散場后有服務員統一收取。電影開場時會敲三聲鐘，才熄燈放映。”
1939年，大光明推出美國廠商為其專制的“譯意風”耳機，觀眾另付一角錢可以戴上它，由專人講解劇情對白，有記者評價這新奇的玩意“像是帶了一位到美國去鍍過金的伴侶”。
大光明為觀眾配備了種種優質服務。這些措施無非是要把大光明塑造成一座高級社交場所，在解放前到大光明看電影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朱廷嘉對當時的盛況記憶猶新：“去大光明的人有不少社會名流和外國人，衣冠不整的人不許入內。男士著西裝，女士穿著開衩很高、很單薄的旗袍，外披厚厚的大衣，汽車接送。最好的時間是周六九點一刻那場，往往有幾百輛汽車停在附近幾條馬路。”
著名女式洋裝店鴻翔公司的服裝設計師為了能捕捉最新的流行樣式，也經常到大光明觀察時髦女郎的穿戴。
影院門廳西部為咖啡館、舞廳，后部為彈子房，各種娛樂休閑活動幾乎一網打盡，也就成為時尚年輕人的心頭之好。當時大光明正是以與歐美幾乎同步上映新片的首輪戲院著稱。直到今天，朱廷嘉還能如數家珍地道出那些歐美大明星，哼唱好萊塢電影中的插曲。
國產電影的艱難突圍
“雖然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十分繁榮，但其實也沒法與好萊塢電影抗衡，當時中國電影的處境還是非常艱難。”從影迷成長為電影人的沈寂如此感嘆。也許，應該說當時國產電影面臨的局勢比現在更加危急，沒有所謂進口電影配額限制，挾技術、資金優勢的好萊塢電影早就長驅直入，占領了中國電影市場大半壁江山。
據統計，當時進口片與國產片的比例差不多是9∶1，好萊塢八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設立發行機構，幾乎壟斷了上海的整個電影發行市場。朱廷嘉老人直言不諱：“只有二三流影院才放國產片。”在大光明電影院歷年上映電影片目上，1933至1942十年間僅有一部中國電影，其余全是美國片。沈寂認為“知識分子愛看好萊塢電影，但普通老百姓們聽不懂英文，還是愛看國產片。”
這也正是當時中國電影的生存之道。對大眾趣味的把握與表現本土的平民生活讓國產片在好萊塢電影的強勢下爭得一席之地，在此基礎上藝術水準也不斷提高。沈寂原來熱情追捧好萊塢片，直到發現國產片中也有《桃李劫》這樣優秀的影片，其中包含的民族救亡意識更是進步的表達，從此他成了對三四十年代國產片了如指掌的電影通。國產電影日益壯大的聲勢令大光明這樣的一流戲院不得不一點點為其敞開大門。
首先打破慣例的是1935年的一部《紅羊豪俠傳》。這是影壇風云人物張善琨創辦的新華公司的頭炮影片。他決心把影片放到大光明首映以振聲威。起初大光明一場也不肯松口，但張善琨卻找到了可乘之機，每年除夕夜大光明會專門放映兩場電影賀歲，將收入作為員工福利。張善琨費盡心機終于獲準放映一次半夜場，于是1935年2月3日23點30分《紅羊豪俠傳》成為第一部登陸大光明的國產片。他以此為噱頭大肆宣傳，竟然使這部制作粗糙的戲曲翻拍片十分叫座。新華公司由此發跡，逐漸成為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打響這段上海“孤島”時期最大的電影公司。
“炸彈好像從頭頂飛過，但照樣看戲、跳舞。”朱廷嘉的描述是那個時代上海租界的真實寫照。1937年到1949年的混戰中，大光明僅僅停業了20余天。在日軍尚未進入租界的孤島時期，這里維持了相對的安定，亦造就了中國電影的一個畸形繁榮時代，發起者正是張善琨。這個由黃楚九與黃金榮調教出來的弟子在其他幾家公司陷入停產的局面下，大力炒作古裝片《貂嬋》，再次向大光明要求首映。這次他的運氣好多了。隨著《貂嬋》的首映，國產片終于正式在大光明登堂入室，一流戲院的這種開放標志著國產片的發展勢頭已然不可遏制。《貂嬋》在上海連映70天，票房之火爆讓效尤的小電影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短短四年內生產了近200部電影。盡管這些影片多為古裝、武俠乃至艷情片，但其徹頭徹尾的商業性卻使這一階段成為中國電影最具產業規模的時期，其間也不乏《木蘭從軍》、《孔夫子》等精品之作。
在淪陷時期，被日方接管的大光明必須停放歐美片，上映偽“華影”、偽“中聯”等拍攝的國產片。抗戰勝利之后，伴隨著《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影片連接創下國產片賣座紀錄，《假鳳虛凰》、《松花江上》等片連接打入好萊塢電影包圍下的大光明才真正象征了國產片的成功。當李麗華、秦怡的巨幅畫像在影院上方豎起時，大光明終于不再是好萊塢影片的專屬宮殿。
雖然被美國片商壟斷的大光明電影院無法反映解放前中國電影的繁榮，但它確實體現了那個年代國產電影在好萊塢大軍攻入之后所面對的現實困境，這座好萊塢的堡壘被國產片攻破又恰恰從側面印證了中國電影舊時的絕代風華。而在朱廷嘉、沈寂這些歷盡滄桑的世紀老人悠遠的記憶中，大光明代表了一個純粹歡樂的看電影時代。
解放后的蛻變
進出大光明影院的觀眾從解放前的社會中上層、知識分子到解放后的普羅大眾；放映的影片也從好萊塢電影一枝獨秀到“百看不厭”的8個樣板戲再到今天的《功夫》，大光明電影院和中國電影共同經歷了一場蛻變。
談起解放后的電影，朱廷嘉老人幾乎就記住了一部《南征北戰》，因為這部影片光是他兒子就看了21遍，而他自己則看得更多，“那時候沒片子可看，為了吹吹冷氣只好看了一遍又一遍。”
對于他這樣的好萊塢電影迷來說，解放后到文革后的近30年間，的確是“無片可看”，《文匯報》將大光明電影院解放前放映的影片概括為“鴉片”，影片也被一個接一個的社會主義國家電影展映周取代。就在這時候，朱廷嘉擁有的電影院線股票經過公私合營被收走，他們只拿到了最后一筆利息和一張沒有實際意義的美琪電影院股權證書。解放前的大光明也不復存在了。文革時期的大光明電影院也被改名為“東方紅”。
“那時大家都很茫然，導演接到拍攝任務時都很怕，因為不知道怎么拍才對，特別怕出錯。”1951年，沈寂從香港回到上海后，被分配到上影廠導演室工作。這二十多年中能夠拍攝完成并最終進入電影院正式上映的影片差不多部部都可算作賣座片。
李紅紅從小生活在大光明電影院附近的街區，小時候學校就組織去大光明看《地雷戰》、《地道戰》、《南征北戰》、8個樣板戲等。等到她1976年進入大光明工作還是把這些片子拿出來反復放。那時侯人們對文化活動的渴求從沒有這么強烈，電影票常常一票難求。“尤其是春節各單位的集體訂票必須按人頭分配。其實過節也就放《青松林》、《金光大道》，甚至連《毛竹》、《臺風》，這樣的科教片都好多人看。”
而70年代大光明最轟動的一次是1978年上映得到平反的戲曲片《紅樓夢》，那時又重現了當年《亂世佳人》上映時通宵排隊的場面。曾在大光明擔任業務員的李名駿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震驚：“晚上清場后，排隊買明天票的人都已經來了。”
貴族的沒落
隨著中國電影業市場化的緩慢進程，大光明電影院從80年代上海的一大標志，經歷90年代連續11年全市票房第一的輝煌，逐漸衰敗為今日淹沒在鬧市區的“沒落貴族”。
這期間大光明經歷了兩次大的整修。第一次在80年代初，當時只是將設備和裝飾更新，
“大光明的優勢是擁有最大的放映廳，是八九十年代幾乎所有電影活動和單位團體包場的首選之地。”和電影院一起走過這段興衰歷程的李紅紅回憶說。當大光明的名字頻繁地與吉永小百合、格里高利·派克等國際明星聯系在一起時，它和第一百貨公司一樣成了外地人游覽上海的必經之地。
領80年代中國電影之風騷的第五代電影在大光明的80年代公映片目中卻難覓芳蹤，《黃土地》、《一個與八個》這些早期探索性藝術電影的小眾趣味與大光明的大廳優勢存在距離，直到1988年第五代走向通俗化的《紅高粱》才進入大光明。這時候電影市場化的趨向日益清晰起來。
90年代初大光明進行了第二次大規模整修，這一次面臨國產電影的不景氣，和設備一樣更新的還有觀念。為順應香港電影盛極一時、錄像帶市場繁榮的市場環境，大光明新開了兩個錄像廳，總共四五十個座位，一年就有120多萬收入。1992年增加服務小姐送毛巾飲料到座位等服務，這些服務多少有些回到解放前大光明的感覺，但確實令這家老牌電影院保住了老大的位置，顛峰時的年度票房收入達到了2000萬。
“1999年，環藝影城開出來之后，我們就一年不如一年。因為它是走小廳放映路線。我們只有一個大廳，選擇面太狹窄。”
李紅紅并不掩飾今日大光明的衰落。“現在，最差的一天就幾十張票賣出去，還都是屬于給老人看的公益場。一天如果能有三萬就算很好了。”
大光明今日的蕭條與其說令人傷感，莫若說讓人看到中國電影市場化的積極方向。這個時代觀眾需要多元選擇、需要那種在影院看電影的原初快樂。
李紅紅最后告訴記者，2002年大光明與幾家電影院聯合成立了院線集團，陸續買回了周邊部分，建筑設計師已著手將這一片改建為以電影文化為主的娛樂休閑中心，他們想重現昔日上海灘上電影宮殿的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