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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萌
成都市檢察院近日出臺的一項措施令人關注。這項名為《受理新聞單位移送案件線索實施辦法》的措施，鼓勵媒體將涉及貪污賄賂、瀆職、違法辦案等5大類案件的線索移交檢察機關。除公開報道外，也歡迎媒體提供“隱性線索”，對具體實施方式也做出了相應規定。據悉，成都市檢察院是全國較早出臺此類措
施的檢察機關。此舉也為檢察機關與新聞媒體建立了一套操作性較強的互通機制。新聞媒體和檢察機關都承擔“監督”之責，不同的是，新聞媒體進行輿論監督，檢察機關則執行法律監督。把兩個監督結合起來，威力就更大了。
該《辦法》的出臺，適時且順乎民意。事實上，透過近年來發生的不少案例，人們已普遍意識到媒體監督的重要性。而成都市檢察機關率先與新聞機構溝通，主動給自己“攬活”也說明檢察機關正在轉變觀念，力求提供更好的服務。此舉的社會需求與意義則體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如今群眾很愿意找媒體。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媒體積極報道各類敏感事件，仗義執言，發揮了不少作用，贏得了群眾信任。二是媒體更具親和力。一方面這是因為一些人對政府機關仍懷緊張情緒，認為“衙門”不好進。另一方面，也說明某些部門辦事態度、效率不能令人滿意。而媒體感覺則不同，接受采訪比正式向有關部門遞交材料或接受詢問來得輕松，心理壓力也較小。此外，還有一些知情人不愿暴露真實身份，通過媒體做“傳聲筒”顯然是不錯的選擇。而且，在沒有充分證據，但十分可疑的情況下，向媒體一吐為快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誣陷”嫌疑。
而媒體作用也令人矚目。毒奶粉、西安彩票等一系列大案都是先由媒體報道，引發關注，進而司法介入。明顯的問題，媒體給予報道不會有負面影響的擔心。可由于記者接觸面廣，材料眾多，媒體常能獲得大量存在但不夠確定的違法犯罪線索。若捕風捉影報道則可能失實或引起糾紛。此時媒體面臨兩難選擇，要么深入下去，明查暗訪探求真相；要么束之高閣不了了之。如選前者，由于只擁有監督權，沒有偵察、執法權，采訪過程中記者很容易遭遇各種阻力。記者因采訪被打，被非法拘禁的事時有發生，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此外，記者監督權被用作調查取證本身也不恰當，含有“越權”意味。媒體需要一種正規途徑，實現與具有司法權限的部門相溝通，這樣作用就大了。
檢察院就不同了，查案是他們的職責。媒體的大量材料將極大增加線索來源，可以說為檢察機關安上了順風耳，可耳聽八面風。通過媒體的移交轉達，相當數量有疑義的線索也能被專業人士篩選鑒別，從而根據情況判斷受理與否。不屬檢察機關職權范圍的，也可有針對性地移交相關單位處理。這不僅是為檢察機關擴大信息途徑，更可對一系列案件查處、破獲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此舉還解決了新聞媒體權責相混問題，避免記者可能遇到的尷尬與風險，是一項一舉多得的舉措。此外，成都市檢察院規定：須在一月內把線索分流情況告知新聞單位，結案一月內也需把查處結果反饋給有關單位和記者。新聞單位和記者有權查詢案件處理情況，并優先全程跟蹤報道。這既給予了有關單位報道優先權，保護了其提交線索的積極性，也使處理過程公開透明，更對檢查機關內部作風、辦案態度、工作效率起到了督促作用。
新《辦法》解決了媒體線索多、難處理，檢察機關途徑少、等線索兩大問題，也照顧了一些群眾的特殊需求，應給予肯定。通過實踐完善，也可在檢察系統推廣。不過，這一舉措也引出思考，群眾為何不愿直接向檢察機關舉報？固然有群眾觀念、難言之隱等客觀因素，可檢察機關自身有沒有問題？媒體監督固然重要，但以長遠眼光看，檢察機關還應著眼于完善內部各種機制，改變作風，提高辦事效率，贏得公民的信任，讓百姓敢于找檢察院，愿意通過檢察機關反映問題，這才是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責任編輯 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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