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余豐慧
名表店尚未開張，600萬元一塊的手表即被訂出，50萬元一塊的手表開店2小時即售出。
筆者還注意到報道的兩個細節：買這款被稱作“珠寶計時器”的伯爵天價表的買主，進店后，用20分鐘時間就決定購買；另外，這樣名貴的手表買主一般只戴一次。
看了這則報道，
另一則報道立即閃現在筆者腦海里。《眺望新聞周刊》去年12月27日披露了合肥市下崗女工劉和芳因生活特別困窘而自縊于家門的故事。這位離異的6歲女孩的母親幾乎天天吃咸菜飯，死前由于無錢交10多元的統一安裝新水表費用，家中已斷水一個多月。劉和芳7年沒買過一件新衣服，連女兒上小學的500元錢都是弟弟代繳的。
這兩則報道使我們看到了當前貧富懸殊是何等嚴重。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打破長期一大二公和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問題，國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允許地區之間、企業之間以及個人之間適當拉開收入差距。這些針對當時實際情況的改革措施是十分正確的，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效率，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我國經濟建設在那個時期之所以出現快速發展和繁榮的景象，是與這些政策的出臺密切相關的。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由于分配政策沒有進行很好地調整，造成社會分配嚴重不公，導致貧富懸殊過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一些現象：有人住著1.3億元的豪宅，有人正在為擺脫茅草屋住上磚瓦房而苦苦奮斗；有人吃著幾十萬一桌的盛宴，有人正在為能夠裹腹而奔走；有人戴著600萬一塊的天價手表，有人卻為交不起10多元的水表費，無法生活下去而自殺身亡。更為可怕的是，在“金字塔塔尖上的那部分富豪”，有一些甚至不是通過誠實勞動富裕起來的，而是通過一些不正當、不公平的手段實現了富裕的目的。這就讓大多數人對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么信服。如果這種貧富懸殊繼續下去，必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
這么大的貧富懸殊，也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們最為敬愛的鄧小平同志不愿看到的。小平同志說過：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因此，筆者認為必須采取措施解決目前貧富懸殊過大的問題。首先，在處理公平和效率的指導思想上，必須注重公平，兼顧效率。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堅持效率第一，兼顧公平的原則，是十分正確和有效的。而針對過大的貧富差距，現階段采取注重公平，兼顧效率的指導思想已經是時候了。在這個指導思想下來出臺和制定一系列政策，也應該被提上日程了。
其次，必須采取一些有效的分配政策，來調節分配不公問題。如：充分利用稅收的調節作用。提高個人收入調節稅的起點和稅率，啟動遺產稅，對奢侈品消費實行高稅率等。對現有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情況進行檢查，查處和打擊漏稅違法行為。筆者反對厲以寧教授關于不能利用稅收殺富濟貧的說法，利用稅收杠桿調節收入差距是世界各國通用做法，不存在殺富濟貧的問題。
再次，必須加大打擊通過不正當手段暴富的力度。對于那些通過受賄、掠奪資源、官商勾結、巧取豪奪、欺行霸市、偷稅漏稅等成為富翁的人員，不管是什么時間的行為，一律進行清查和處理。
最后，就是要對公款消費以及借公款消費之名為自己謀私利的行為進行打擊和制約。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費推動的。明星的身價越來越高，大部分是公款消費或者政府搭臺消費造成的；豪華飯店的生意越來越火，大部分是由公款出血的。
總之，調整一些政策，防止和抑制貧富懸殊的繼續擴大，應該予以高度重視。新一屆政府已經敏銳地看到了這些問題，提出了“要使大多數人享受改革成果”的思路，并身體力行不斷推出親民、愛民、為民的政策和措施。我們相信分配問題一定會得到很好解決。
責任編輯：孫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