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厲教授的驚人之語，只要對中國中產階層的現狀以及農民的收入情況稍有了解，就會明白當下遠非是談論讓農民成為中產者的時候
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好發驚人之論，大牌的厲以寧教授就是一例。在近日召開的北大“新年論壇”上，厲教授繼拋出“不能簡單地利用稅收殺富濟貧”后，又提出要“讓大部分中國農
民成為中產者”。
厲教授的理由是，中產者隊伍的壯大，應該依靠改善低收入者經濟狀況來實現，而中國的實際問題就是要提高農民收入———僅就邏輯關系來說，當然是沒錯的，誰不愿意農民成為中產者呢？但具體針對厲教授的驚人之語，只要對中國中產階層的現狀以及農民的收入情況稍有了解，就會明白當下遠非是談論讓農民成為中產者的時候。
不論我們以什么標準來界定中國的中產者隊伍，目前來看，其占中國總人口的比重還很低，一般不會超過10%。從收入來說，多數學者認可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2.5萬至3萬元、家庭年收入為7.5萬至10萬元可算作中產者。與此相對照，今年前三季度農民現金收入人均2110元（其中最高的上海人均6336元，最低的西藏則人均1042元），因此，要成為中產者，農民收入至少要增長12倍。
我們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用了20多年時間，準備再用約20年的時間，即2020年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簡單地估算一下，要讓大部分農民成為中產者，時間肯定比2020年長得多。何況，我們還有3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按人均收入800元計算，則至少有八九千萬），而去年竟首次出現改革以來貧困人口不減反增的現象。總之，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占全國人口近70%的農民離中產者階層的目標還相去甚遠。
厲教授之所以對農民成為中產者有信心，從有關報道來看，是因為他在2004年深入貴州、甘肅等四省貧困農村實地調研時發現農村已經出現了“致富”的三個新動向，即新的農業合作化方式已經出現，為協調各類蔬菜生產而建立的“協會”保障了菜農從事訂單農業的收益；科研人員以技術入股農業生產已形成“科技特派員制度”；農民致富技能就地培養也開始改變大量民工輸出的狀況。厲教授顯然認為這三個“致富”新動向能夠帶領農民進入中產者行列。
的確，以農業合作化而言，農業部的統計顯示，參加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戶要比一般農戶的人均年純收入高10％到40％，但這只能說明農民也許能加快脫貧的步伐，離中產者的要求差得太遠了。據統計，目前全國運行較規范的各類專業經濟合作組織有15萬多，從農戶參與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比例上說，最高者如浙江也只有2.3％。原因主要在于，我國傳統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覆蓋面窄、規模小、缺乏對農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農民和農村的問題還不在于此。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農民就業不充分、負擔過重、勞動力市場和中介組織發育不完善，以及因教致貧等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民的增收。比如，從“民工潮”到“民工荒”，就昭示著大量農村人口的出路問題至今沒有解決。而沒有就業，談何收入？
進一步看，農村土地制度、糧食流通體制、農村稅費體制、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等等這些深層次問題，不僅制約著農村的發展，而且制約著中國的發展。目前，中產階層賴以生長的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的社會環境仍處于初級階段，中產者要壯大成為社會主流階層還需假以時日。在這種情況下，厲教授提出要“讓大部分中國農民成為中產者”，用意或許是好的，但卻多少顯得有些矯情。厲教授真想讓農民成為中產者的話，不如在人大的會議上，提出廢除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這比上述驚人之論要實在的多，也有意義的多。
（鄧聿文）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