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揭露了湖北黃岡市《鄂東晚報》利用派出大批記者采寫批評稿，再以不刊登這些批評稿為條件，向稿件被批評單位或個人索取廣告費用或錢財，以出賣新聞原則為代價，大肆撈取不義之財的劣跡。讀來令人發指！
據報道，《鄂東晚報》是一個發行量僅幾千份的小報紙，由于報紙質量不佳，報社陷入資金
困難，領導班子改組，辦報思路發生急劇轉變，抓廣告、促發行，創收成了眾多會議的主題詞。為了創收，晚報領導開會動員所有記者一起上，選定一些有亂收費行為的學校，寫完曝光稿后，請校長到賓館“看稿”，當校長哀求不要發稿時，提出“報社困難，相互支持”，談妥價錢后以“宣傳費”或“訂報費”名義開具發票。
就這樣，記者們“采訪”時帶的不是筆，而是早準備好然而并不準備發的“誘餌”稿，以及從報社領的一沓空白發票。一間間學校寫下去，一筆筆錢收上來。報社一年光從各學校搞來的錢就有100萬元。市里還有許多單位也被他們光顧。很多被敲詐過的單位都認定，《鄂東晚報》的記者采訪負面新聞，無非是為了錢，給了錢就能擺平，違規違法就可以暢行，甚至變本加利。
而晚報的老總們并不為他們丟光整個新聞界的臉而感到恥辱，甚至在記者會上公開叫囂：“只要給錢，什么稿子都能發（有償新聞）；只要給錢，什么丑聞都能壓（有償不新聞）”！
這簡直就是新聞職業道德的淪陷！身為新聞同行，我感到深深的恥辱和激憤！《鄂東晚報》的所作所為，已經和新聞職業道德格格不入。如此惡劣的賺錢操作方式，讓大部分內心仍存有一些良知的記者們感到極度不安，也讓更多忠于新聞操守的同業人感到憤慨和不恥。
更讓人不安的是，“以曝光促發行”的手段，并非《鄂東晚報》獨有。收取好處后壓下該發的揭露性新聞，這種現象并不只是在湖北有，全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樣的行為發生多了，損害的是公眾對整個媒體輿論的信任，并使惡行和侵害得不到揭露，使錯誤得不到糾正，使整個社會不斷支付更為沉重的代價。
近些年，由于腐敗之風盛行，全國各領域、各地區都存在相當多的黑暗現象，不公正、不規范之事比比皆是。在此情況下，輿論監督更顯得尤為必要。而此種以輿論監督為名行敲詐之實的行徑，將嚴重地損害輿論監督這一社會公器的效能。
而且，這種拋棄新聞道義和新聞紀律，采取卑劣手段抓收入，只能將報紙帶入一個急功近利、竭澤而漁、人心渙散的危險邊緣。這種如吃腐爛死肉的“禿鷲”般的生存方式和辦報原則，既與新聞真實的基準背道而馳，也透著“飲鴆止渴”般的愚蠢，生存空間反而會越來越小。
其實，一份報刊要想生存，用正當的方式也許更能奏效。
比如美國《紐約時報》的辦報經歷便值得借鑒。當阿道夫·奧茨1896年收購《紐約時報》時，該報發行量只有9000份，月月虧損。奧茨接辦《紐約時報》后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辦報方針，立即改進印刷紙張和編排，大力在新聞上投資，重金聘請名報人范安達為總編輯，大量增加采編人才，擴大國內和國際新聞報道，一連串報道科學、探險、航空等新發現的獨家新聞，把《紐約時報》的權威地位提升到顛峰。不到4年，《紐約時報》的名譽和地位一如英國《泰晤士報》，廣受推崇，由于受到讀者歡迎，眾多企業也選擇在時報做廣告，報紙的盈利自然也隨發行廣告激增而不斷上升。
奧茨在接辦《紐約時報》的宣言，確立了《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原則：“無畏無懼，不偏不倚，不分黨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刊載新聞的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真實”。這種真實的原則，不僅限于新聞報道，也適用于所有廣告。時報堅持廣告檢查，雖然在財務上有所損失，也在所不惜，僅在1929年時報就拒登了價值35萬美元的廣告。奧茨也拒絕廣告商對新聞批評報道的干涉，對廣告商拒登廣告之威脅，力斥其非，同時公開要求編輯記者絕不用顧慮新聞報道和評論會對廣告收入有何影響。這樣的一種原則和精神，使時報的內部員工深受感染，編輯記者們在對奧茨的正直品格表示崇敬的同時，進而在工作上也更加忠實和扎實。《紐約時報》的品質由此不斷提升，成為舉世聞名的報刊，被媒體一致尊稱為“報紙中的報紙”，這樣的報刊自然廣受歡迎，不愁銷路。
我國近十年來，由于腐敗和特權交易造成的不公正，使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于用非正常手段辦事，以非正規途徑謀財。這樣引導出的“邪性”思維和“惡性”慣例，極大地傷害了整個社會的風氣和道德體系，培育出象《鄂東晚報》之類的怪胎。如果這樣的范例不斷增多，整個社會將會陷入黑暗的深淵。
因此，應該采取有效措施，堵住“有償不新聞”等新聞業的歪門邪道，最大限度地保證輿論監督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首先，要加快新聞方面的立法，約束和引導媒體向公正、真實的方向邁進。以法律保護媒體真實報道的權利，維護好公正的輿論監督環境（揭露性、批評性報道，由于其總要觸犯一些人或者一些單位、集團的利益，因而無論是采訪還是刊出，都會遇到重重阻力及權力的擠壓）；同時嚴厲懲罰出賣新聞真實、虛假報道和“有償不新聞”行為，遏制此種歪風的蔓延。
其次，除了法律的制約外，更要通過監督，遏制不正當新聞行為的出現。讓群眾監督發揮力量，通過知情人進行舉報，打擊新聞敲詐行為，打擊新聞報道上的“假冒偽劣”。另外，媒體也可以通過“信息傳播迅速”這一有力的社會公器，對本行業的敗類行為進行批評監督。例如此次對《鄂東晚報》的揭露，就是《中國青年報》等媒體采取的正直行動。
第三，通過領導層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建立起良好的援助機制，讓輿論監督者的力量強大起來。同時，以法律和宣傳并重等多種手段，廣為告知“公眾知情權的神圣不可侵犯”，為媒體采訪和獲知各種真實情況，提供法律、行政和輿論的支持及保護。
只有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強大起來，橫行在各個角落中的黑暗，才會在陽光的照射下瓦解和消亡。 叢亞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