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一些企業常常以“本公司擁有最終解釋權”為擋箭牌，把消費者的維權請求擋回去。人們想知道，這個“最終解釋權”到底歸誰？
田文昌：合同的解釋權，應該是雙方平等協商，共同擁有，而“最終解釋權”在司法機關，絕不是經營者。
司法機關對合同的解釋一般有兩個原則：一是限制性解釋。也就是
按通常理解來解釋，不能引申擴大到字面以外；二是不利于格式條款提供方的解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這一解釋原則，我國合同法也有類似的明確規定。這兩條解釋原則，對保障消費者權益都是有利的。但是，我國的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對“霸王條款”的規制過于抽象和概括，缺乏具體明晰的法律表述，也缺乏救濟性的條款。這是我們在加強立法中應該克服的一個缺陷。
王衛國：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對稱。消費者在與企業交易，簽訂格式條款時，往往是被動接受。在認定格式條款是不是“霸王條款”時，法官作有利于消費者的解釋，是正當的、合乎情理的。舉個例子：人們買飛機票，很少去看具體條款。直到發生行李丟失或人身傷亡，要索賠，才發現機票上航空公司事先擬定了免責的條款。乘客提起訴訟，法官就可以宣告這則條款無效。
記者：調查發現，面對“霸王現象”，半數以上的消費者習慣于忍氣吞聲，或者寧愿去找媒體、找消協，也不去找法院。他們為什么不愿走法律程序呢？
王衛國：訴訟成本高是最主要的原因。這個成本不僅包括金錢，還包括精力和時間。我也遇到過這類條款，當時很生氣，也準備起訴，但后來根本沒有時間去做。我們應鼓勵集團訴訟，以節省消費者的訴訟成本。但是在我國，訴權不能轉讓，當事人只能委托個人或律師，以當事人名義提起訴訟，而不能委托一個組織去做這個事。針對“霸王現象”可以考慮賦予消費者協會訴權，消費者只需委托消協，剩下的事就不用管了。
田文昌：立法的價值取向首先要明確，就是保護消費者，保障市場的平等競爭。很多國有企業在打官司時，動不動講“國有資產流失”，“我是國企，我不贏，你就是危害了國家利益”。這實際是把企業利益混同于國家利益，打著“國家利益”的招牌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的觀念應該轉變，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大的國有企業不能縱容。
記者：有沒有可能改進司法程序，對消費者進行特殊關照呢？
田文昌：現在，最高法院每年出臺的案例匯編對各級法院產生了指導作用。我認為，可以考慮在涉及“霸王條款”的訴訟中，對類似案件進行溯及。這有利于節省國家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王衛國：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小額損害賠償、民間小額合同糾紛都由小額法庭來完成，其訴訟程序非常簡單。目前，我國還沒有小額法庭，但可以考慮設立簡易程序，為消費者起訴創造條件。（記者
曹紅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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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霸王現象”，就是在各種交易中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其主要表現在訂立一些不平等的“霸王條款”。所謂“霸王條款”，法定稱謂即“不平等格式條款”，主要是指一些經營者單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義務、減免自身責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和店堂公告或者行業慣例等。這些條款對消費者權利多方面限制，嚴重侵害廣大消費者權益。
中國首屆“霸王現象”認知度調查，由中國產業報協會同30余家新聞媒體聯合發起。承擔此次調查問卷設計和數據分析的中國社會調查所，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調查問卷58275份。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