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發達國家！”“中國是超級經濟大國！”……面對從海外吹來的陣陣“暖風”，中國是熏熏然？還是惕惕然？
最近，美國的一家農業政策研究機構——“國際糧食和農業貿易政策理事會”（IPC）提出了一種在WTO中按人均GDP（并人均國民收入總值GNI）對
發展中國家進行分類的方法。
這個消息觸動了中國人的神經。
“發展中國家分類問題是多哈新一輪談判中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關系到中國在WTO中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和能否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在某中央政府部門工作的小于告訴記者，這一影響還可能擴散到WTO之外。
分類？還是分化？
“（在WTO框架內）分類不是完全針對中國，但中國會受很大影響。”有關專家指出，發達國家和競爭力較弱的發展中國家推動分類的意愿是最強的。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把在WTO中特殊和差別待遇落實遇到的困難，歸咎于發展速度較快的發展中國家。而對于那些競爭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是不情愿給予他們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這一點并不難理解。
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甚至認為，歐美在WTO多哈回合談判中應當要求對發展中國家重新分類，聯合國已有定義的最不發達國家除外。表面的理由是，發展中國家應按不同經濟發展水平承擔WTO義務，但實際上是企圖把發展中國家分成三六九等，矛頭指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剝奪它們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權利，最大限度打開這些國家的市場。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發展中國家認為，的確存在一種不公平的情況，即像韓國這樣富裕的經合組織（OECD）成員自我指定為發展中國家，導致人均收入超過9000美元的國家與人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的國家在WTO享受同樣的特殊和差別待遇。
而且他們也認為，正是由于這些“富兄弟”和他們一起排隊，才導致發達國家在多邊談判中不愿繼續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待遇。對于發展速度較慢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自然是和競爭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分開排隊更好一些。
其實自烏拉圭回合談判起，發展中國家集團就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化趨勢。
“分類只會加速分化”，專家認為這會干擾中國在WTO中的團結策略。
不恰當分類的危害
據相關政府部門人士告訴記者，此前，中國一直不太接受分類的方法。“我個人對不分類能持續多久，表示懷疑”，該人士告訴記者，雖然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但是分類在WTO內是大勢所趨。
他說，這是一個很緊迫的問題，因為有一些WTO中很重要的成員正在推動。比如一些西方國家。他們不一定明確推動國家分類，但是會以“讓特殊和差別待遇起到應有的作用”這類冠冕堂皇的理由資助相關的研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認為，IPC標準的合理性對我國政府是有啟發意義的。據介紹，雖然分類問題不是剛剛提出的，但是像IPC這樣明確提出具體標準和方案的還非常少見。他建議，密切跟蹤國際上新的分類方法，并及時了解其他發達、發展中成員對發展中國家分類的態度，及早研究應對方案。
在他看來，IPC的分類標準之所以比較合理，主要是由于并沒有以“可能導致過高估計中國發展水平的指標”來計算和劃分。在IPC的報告中，按照通常計算方法的人均GNI，中國被IPC劃入49個低、中收入發展中國家（人均GNI在901到3035美元之間）。
“但問題在于，IPC只是一個研究機構，最終的方案不一定會按照這個劃分標準走。”這位專家說，由于WTO談判一般是先達成政治共識，然后進入技術操作階段，而進入后一階段后，由于技巧性很強，“對于最終通過按照什么分類我們無法預測、預期”。
小于說，最擔心的是一旦開了這個口子以后，在后面的具體討論中，會以購買力平價匯率來計算人均GDP。他說，需要注意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其200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按購買力平價匯率計算的中國人均GDP已達4580美元。如采用這種方法，對我則非常不利。
另外他認為，如果以貿易量、按部門領域等其他標準分類，更是我國完全不能接受的。比如，單拿出像紡織品貿易這樣的領域，將給中國獲取特殊和差別待遇造成很困難的局面。
與其等著別人來拿主意，中國何不提出自己的方案呢？在記者看來，這可能是中國的一著先手。但讓政府部門有關人士感到有些顧慮的是，分類并不是完全針對中國，“如果你跳出來，別人反而感覺這是針對你的”。專家建議，一切應該在未雨綢繆中進行。
不過，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在WTO中，現在只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比較模糊的提法，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認定并不是由WTO進行，而是根據進入WTO的國家和其他國家談判決定。WTO即使規定了發展中國家的分類標準，如果進行雙邊談判時談判國不認可也沒有用。
他說，中國在面對這類問題時應該積極參與規則制定，把中國的權益帶進規則。另外中國關鍵還是要實現自己的發展，自己的企業和經濟實力強的話才有發言權，WTO規定什么都沒有關系。
影響可能外溢
還有一點令人感到擔心的是，無論最終以什么標準來重新劃分，這一標準是有擴散效應的。
相關政府部門人士指出，首先，IPC或者類似IPC的分類標準如果通過，不會僅限于農業領域。如果被廣泛認為合理，就有可能擴散到WTO的其它領域。
另外，它還可能在國際組織之間被相互借鑒。據介紹，比如WTO中最不發達國家（LDCs）這個概念就是從聯合國借鑒而來的。
如果以某種標準劃分導致中國被過高估計，并且上升為一種國際社會的共識，顯然這是中國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們不希望看到對中國不切實際的發展水平定位成一種國際共識，甚至是以協議的方式規定下來。”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記者。
鏈接一：“分類預案”一覽
2004年8月1日凌晨，ＷＴＯ農業談判各方最終達成了“農業談判模式框架”。IPC將此作為改變“特殊和差別待遇過于寬泛”的契機，提出了自己的分類方法和標準。IPC認為，他們提出的分類方法可使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更加準確、有效并具有可操作性。
IPC具體建議將發展中國家分為三類：最不發達國家，低、中收入發展中國家和高、中收入發展中國家。（1）最不發達國家（LDCs）指其GDP人均收入在900美元以下、人力資源匱乏、經濟脆弱；（2）低、中收入發展中國家指其GDP人均收入在901和3035美元之間；（3）高、中收入發展中國家則收入在3035美元和9385美元之間。每一組的國家應該根據各自能力在農業市場準入、國內支持和出口競爭上承擔相應的承諾。
比如在農產品市場準入方面，IPC認為，高、中收入發展中國家除了享受更長的實施期外，應與發達國家同樣削減關稅和承諾同樣的市場準入水平；低、中收入發展中國家可履行較低的承諾，并享受較長的實施期；最不發達國家則免于履行承諾。（根據IPC官方網站）
鏈接二：爭論焦點：S&D
所謂特殊和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簡稱S&D），是指應該給予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優惠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待遇，并且參加貿易談判的發展中國家不需要提供與它們所接受的減讓完全對等的互惠。根據S&D，發展中國家也可在分階段實施新規則方面，享受更長的時間優惠和承擔規則要求的較低水平的義務。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申水、韓軒報道
中國要不要“變身”？
對于中國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個問題，余世行有一段難忘的經歷。
余世行在某中央政策制定部門工作。一次到東南亞某國參加有關WTO的培訓，在課堂上，一位WTO專家當著他的面告訴在座來自各國的學員，中國是一個發達國家，余世行馬上舉手說：“我為我的國家在我離開不到一周的時間里發生如此巨變感到驚喜！”在場所有人頓時哄堂大笑。
緊接著，余世行問：“您說中國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有什么證據？”
WTO專家回答，他剛去過北京和上海等地，那里的發展水平絲毫不亞于西方發達國家，余世行再次回應說：“如果您這次去的是中國一些偏遠地區，哪中國豈不是要算最不發達國家了。”全班再次哄堂大笑。
過度評價沖擊對華援助
“一個人一夜暴富的機會不多，一個國家似乎很容易做到”，有人評價說，用這個來形容海外對中國的過度評價再合適不過了。
在專家看來，過度評價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當其沖的就是對華援助問題。
12月7日，在商務部召開的第五屆捐助國協調會上，商務部部長助理易小準說：“中國作為中低收入的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持。”他進而說：“中國是不是應該畢業了呢？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政府的官員，我其實很高興看到這種討論的出現，因為它表明我們在發展，也表明國際社會過去25年給予我國的發展援助產生了實質性的效果。不過，如果全面冷靜地觀察一下中國今天的實際情況，我們相信，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仍將需要國際多雙邊發展援助機構的幫助……”
盡管如此，中國接受援助已到畢業之年的言論在海外仍很“流行”。
除了被媒體熱抄的日本對華援助問題之外，德國《法蘭克福匯報》最近也發表文章認為，如果說開發援助的目的是幫助受援國自助、促成受援國自己做出努力的話，那么中國已經達到了這個級別的目標。不多的資金可以用來幫助那些還需要進一步學習的國家。
而據法新社報道，芬蘭貿易和開發事務部長保拉·萊赫托邁基12月10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不符合繼續接受優惠貸款的條件，芬蘭政府可能減少向其提供貼息貸款。據法新社報道，芬蘭議會的一些審計人員早些時候發表年度報告，批評政府在中國經濟過去10年年均增長7％的情況下仍向其提供開發合作援助。他們還指出，向中國提供的援助未必用在了該國最貧窮的地區。
“高估中國”的負面影響
除了受援問題，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認為，對中國發展水平的過高估計還會帶來很多方面的負面影響。比如在國際經濟領域，可能會直接增加中國獲得WTO中給予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難度；在國際政治中，尤其是在聯合國，可能會疏遠中國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而且會導致中國在國際組織中被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要求承擔更多的義務，這對于實際處于發展中國家階段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筆過重的負擔。
精明的日本人其實早給中國算了一筆帳，一家日本媒體稱發現中國去年曾報道說：“我國即將擺脫發展中國家身份，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末端。”不過，他們稱發現在這次公布數字后，中國幾乎沒有什么報道稱自己已經度過了發展中國家階段，該媒體認為這里面有很多理由：
比如擔心國內反對。該報稱，中國國內經濟差距非常巨大。雖然富人會說：“剛1000美元嗎？”但是窮人卻會認為，雖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1000美元，但是自己的生活依舊貧困。
又比如，對于中國如雪崩一樣的出口攻勢，歐美認為人民幣幣值過低是一個原因，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非常大。中國認為如果過分強調自己的發展，將會帶來負面影響。
不過國內也有聲音認為，中國成為發達國家，能夠在全球經濟決策中更有發言權。但王勇認為未必如此。他說，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大，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已經存在，這也是中國受到國際廣泛關注的原因。目前的全球經濟機制還只是一個協調性而非集中決策的機制，是按照實力大小來決定在世界經濟中的發言權。所以并不是說身份變化了，就一定能在全球經濟決策中擁有更多的發言權。中國的實力已經決定了中國發言權的大小，跟身份變化沒有必然的聯系。張嵐報道
暖風熏得中國醉
畢菘是美國某報駐北京記者站的中方雇員，這位新聞學研究生最近不得不開始著重關注經濟新聞，這是因為他的老板，記者站站長告訴他，中國的經濟新聞會是今后美國讀者重點關注的話題。
經濟中國！——值得警惕的友善
從9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媒體在中國報道中的政治化傾向，已經成為了中國學術界有識之士批評的主要內容。然而近一兩年來，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的重點，卻開始逐漸向經濟領域轉移。引用一位學者的話說，就是“在不承認中國政治進步，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的發展，并為此做出復雜的描述”。
《華盛頓郵報》前駐京首席記者穆夫森曾經將該報對中國的報道劃分為廣義上的政治報道、經濟報道和社會文化報道。他認為《華盛頓郵報》給予來自中國的經濟報道的版面越來越大，對中國經濟報道的重視顯然超過了前些年。
事實上的確也有這樣的傾向，舉例來說，記者發現，同樣是在1月1日到12月1日這個區間，《紐約時報》2000年對華報道總數與2004年的差距不大，但是2000年涉華經濟報道數量則只有2004年的57％。
在機構設置上也是如此，越來越多的西方媒體開始設立專門的經濟報道記者。而像《華盛頓郵報》在上海記者站的報道，更多都是集中在經濟議程上。最近改版的經濟類英文媒體《遠東經濟評論》甚至傳出消息，要將編輯部設到中國北京或者是上海。
經濟議程的報道，是不是意味著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真的友善起來？看上去的確有這樣的“美景”。畢菘告訴記者，在報道中，西方媒體越來越重視數字上的增加，包括中國經濟能力的提升，并且將其視之為中國崛起的指標。
但是學者認為，經濟報道上正面報道數量的增加，一方面的確是西方媒體對華報道姿態在事實面前某種程度上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與報道的議程設置有直接的關系。多年來對中國報道中的政治話題，報道框架上已經陳舊，無法達到客觀描述事實的作用；西方媒體重視中國的經濟新聞，并不能完全將其概括為承認中國經濟的發展，他們還會將重點放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產生的矛盾中，并且重視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采取清華大學學者李希光所形容的“正面議程的負面報道”方式。這種對于報道的新議程設置，在今天的西方媒體中并不少見。
中國已發達！——先入為主的定位
記者隨便調閱了近兩年的海外輿論，發現其中不乏對中國發展地位“重新定位”的言論：
——去年秋天，高盛研究所在一份引起全球廣泛關注的報告中指出：
在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經濟順利發展的情況下，在2025年以前四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日、美、英、德、法、意等六國的1／2，在40年內將超過六國集團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從結果來看，在四國當中，發揮作用最大的是中國。中國在高投資率和勞動人口眾多的支撐下，經濟規模將在2015年超過日本，在30年后中國經濟將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世界日報》在年初題為《中國擺脫了發展中國家身份》的報道中指出：
在未引起人們多大關注的情況下，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去年終于突破了1000美元大關。可以說，中國已經擺脫了發展中國家身份，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行列。
——美國《商業周刊》則在12月6日的“中國價格”的專題報道中說：
中國的突然崛起是經濟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中國只要10年左右的時間就會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崛起將比美國的崛起更壯觀。
記者發現，盡管各種對中國“高度評價”所依據的數據的可能差距很大，但結論卻非常接近。對中國發展的認可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有關學者指出，作為中國人自身，更應當冷靜下來，正確認識中國發展的現狀和遠景，并需要警惕這種評價中的觀點先行。
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看來，這些評價不排除一些人通過夸大中國的發展來達到某種目的。他認為，目前在美國國內夸大的聲音就比較多，他們是在警告美國政府，不要沉湎于伊拉克戰爭，這會為中國擴張自己的影響創造極佳的機會。“這些人企圖以夸大中國的方式來‘喚醒’布什政府”。
另外，也確實存在因為看到中國發展對他們來說是機遇，所以對中國進行正面評價的情況。比如一些國際證券公司、投資銀行，為了吸引投資者到中國投資以便其從中贏利，所以會有意宣傳反映中國正面的東西。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周慶安報道
印度：拒絕徒有虛名的“發達”
阿賈今年雖然才26歲，可是他已經購置了一所豪宅和一輛小汽車，而阿賈的父母在他這個年齡時卻是不敢有此夢想的。阿賈自豪地對記者說，我買房和汽車全部是用貸款，我相信隨著經濟發展我的工資收入將會逐漸增加，因此我對償還貸款充滿信心。其實像阿賈這樣的年輕人在印度已不鮮見。他們有財力，向往現代生活，追求名貴品牌。當記者問阿賈如果印度成為發達國家將會給他的生活帶來什么影響時，阿賈笑了：“肯定生活會更好唄。”
幾年前，當印度現任總統卡拉姆還只是個科學家時，他就曾出版過一本關于2020年印度要成為發達國家的暢銷書。當時，人們只是覺得這位富有詩人氣質的科學家富于幻想。
不過在2002年8月15日紀念印度獨立節的儀式上，時任總理瓦杰帕伊正式宣布印度的目標是2020年成為發達國家。印度國家發展委員會還特此制定了使印度經濟保持8%年增長率的第10個五年發展計劃。
那么，假如現在就宣布印度已經摘帽提前成為發達國家，假如發達國家要把印度、中國等從發展中國家行列中剔除、并按照新的標準重新排隊，印度會大喜過望還是拒絕接受？當我將這個問題提給一些印度專家時，他們的答案一致。
曾經擔任過印度財長經濟顧問，現任新德里公共政策選擇中心主任的莫漢·古魯斯瓦米說，盡管中國和印度在經濟規模上都屬于發展中國家，而且在2020年左右后會發展的更好，然而惟一能夠用來衡量貧窮和財富的指標仍然是人均收入。因此那種引入一種新的經濟衡量制度的企圖僅僅是發達國家通過強勢把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到其在WTO或者其他框架中的一種圖謀。他表示，印度將會抵抗這種運動，印度寧愿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不要一個徒有發達國家虛名的國家。
他認為，印度和中國必須要在這種問題上學會聯合作戰，中國有時似乎也被其經濟發展良好的虛假認識所害，中國其實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很多情況下印度也有類似的錯覺。中印兩國如果能夠更早地認識到這點就會更快地發展。只有當每個國家能真正地清楚自己正處于何種發展狀態，它才能明白如何使本國保持發展和繁榮。印度和中國都必須不能被強國所使用的各種概念所迷惑。
印度區域貿易問題專家納杰什·庫馬爾博士則強調，中印需要警惕和反抗發達國家企圖把發展中國家分開的陰謀。他認為發達國家這樣做將會削弱它們在WTO中的談判地位。實際上，目前在發展中國家與少數發 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差別已經損害了它們的利益。
地緣政治問題專家納拉帕特表示，由于印度和中國包括巴西都有著成百萬的窮人，因此把它們從發展中國家的名單中排除掉是非常不公平的。盡管一些國家可能希望這樣做，但他認為此舉不大可能成功。國際先驅導報印度特約記者唐璐報道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