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6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對央視主持人朱軍的訪談中，朱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央視在自己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他還說：“就跟你們做記者一樣，如果能到新華社做事，做到新華社總社，他也就到了那兒了(到頭了)，中央臺也是這樣。”
朱軍這話意思很清楚：干咱們這行的，你能干到新
華社，就和我能干到央視一樣，就等于干到傳媒業的最高峰了能進央視干，就算“到那兒了”，這大概就是朱軍判斷傳媒人成功與否的標準。在潛意識里也是不少人的標準：以媒體的行政規格來判斷傳媒人的成績和價值。
但這樣的標準，是新聞的職業標準呢，還是一種庸俗社會學的標準呢？
中國的新聞界出了個揭黑記者王克勤，被媒體評為2002年度中國傳媒杰出人物。其本人也經歷過許許多多生死劫難，最驚心動魄的是曾有黑社會組織懸賞500萬元要他的人頭。按照新聞的職業標準而論，王克勤無疑是個成功者，但相比之下，王克勤顯然沒有朱軍們的“影響”大，沒有朱軍們的薪酬高，但王克勤做的事，在傳媒這個行當里，又有幾人能做到呢？
如果把“到那兒了”拿來作為衡量所有傳媒從業者的標準，是極其狹隘的。按照這個標準，王克勤永遠不可能是“到那兒了”的成功者，就連中國的新聞史上的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們，也不符合這個成功標準，但他們達到過的高峰，理應成為我們職業精神的典范。中國的新聞史，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以擁有這樣的前行者而驕傲，至于將來是以擁有趙忠祥和朱軍們而驕傲，還是以擁有王克勤而驕傲，時間會做出選擇。在這之前，輕言“到那兒了”，算得上是一種價值迷失。
中國傳媒業的職業理性和職業精神都正在生長之中，這種生長過程是極其緩慢的，作為一個傳媒從業者，要為中國傳媒業理念的成熟而盡力。在我們正在進步的時候，切勿輕言“到那兒了”。張金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