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遠東地區包括7個俄羅斯聯邦主體：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濱海邊疆區、薩哈林州、阿穆爾州、猶太自治州、伊爾庫茨克州和赤塔州，領土面積269萬平方公里。
隨著中俄邊境貿易規模的日益擴大，在俄遠東的廣大地區，出現了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身影。11月5
日，記者在攝氏零下近20度的嚴寒下來到這一地區，實地探訪了一部分生活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中國人的生存境遇。
中國商人難得“安靜之地”
“拿出你的護照。”
樓梯口的一個小房間打開了一個窗口，一位俄羅斯大嬸伸出了一只手，她接過護照和落地簽單，用力盯了我這個不速訪客半分鐘，“上去吧。”她用手指指二樓。
我來找的熊貴發不是做生意的高手。5年前，他開始在黑河練攤；9年前，他還在黑河火車站抬木頭；12年前，他從伊春市鐵力林業局鐵皮加工廠下崗。現在熊貴發在俄羅斯阿穆爾州首府布拉戈維申斯克(以下簡稱布市)勞動大街47號樓四樓有個攤位做服裝生意。
“如果不是黑河的生意不好做，才不來這里受洋罪。”他下意識地用手指指南方，黑河在布拉戈維申斯克的對岸，“黑河的政策不優惠，把我們的生意限定在大黑河島上，俄羅斯人不愿意到那里買東西，所以，許多在黑河做服裝生意的中國人都跑到了這里。”他抱怨著以前的生意，不時有俄羅斯姑娘進來，他用熟練的俄語招徠著顧客。
一位阿塞拜疆裔人1993年來到了布市，他帶來了很多不知道從哪里賺到的錢，準備在布市開拓生意，很快，他結識了阿穆爾州警察局的一位官員。阿塞拜疆裔人注冊了一家貿易公司，那位警察局的官員被他聘為副經理。47號樓原來是一所大學的宿舍，1991年前蘇聯解體之后，阿穆爾州經濟衰退，許多俄羅斯人沿著鐵路向西走，回到了莫斯科等城市里，同時帶走了阿州大學的生源，緊鄰大街的47號樓就空了出來。
阿塞拜疆人瞅上了這座外表并不招眼的四層小樓，就從大學校長手里將它買了過來。經過簡單的設計裝飾，一間間10多平米大小的宿舍被改造成了攤位。3年前，熊貴發和弟弟熊老四來到47號樓尋購攤位的時候，阿塞拜疆人已經賺到了不少的錢，并已經成為阿州議會的議員了，而那位由他聘請的警察局警官的職位也得到了提升。
“每個攤位是花11.7萬元人民幣從中國同胞手里買的。”把生意轉向國內的中國同胞將從阿塞拜疆人手里得到的攤位賣給了熊氏兄弟，但是，其中的6萬元人民幣要交給阿塞拜疆人。“不管是誰再把手中的攤位轉賣出去，必須付給他6萬元，這是他定下的規矩。”
兩年多以來，熊氏兄弟把一件件服裝賣給俄羅斯人，逐漸賺回了購買攤位的錢。100多個中國人選擇47號樓的理由是“這里安全”。有當著州議員的老板和在警察局做官的副經理，在布市的地面上，這里是中國商人難得的一塊“安靜之地”。
上萬中國人支撐布市經濟
“在布市，至少有1萬做生意的中國人。”熊貴發告訴來這里采訪的記者，除47號樓的100多位中國商人外，更多的中國商人在一個叫“扎巴”的市場擺攤，“估計至少有3000人在那個市場上。”另外還有一個被稱為“華府”的中國貨市場，也有2000多中國人在那里做著生意。“很多剛來的人在街頭擺攤，這些人的數字不好統計。”在阿穆爾大學學習過3個月中文的阿廖娜對記者說。
熊貴發的攤位除了花錢購買之外，他每天還要交給那位阿塞拜疆人的公司1000盧布的租金，每年是36萬盧布，整座樓則是3600萬盧布。“如果把全布市中國人每年繳納的租金算在一起，那將是很大的數字。”市場上露天的攤位費用稍微低一些，但每年下來也有十幾萬盧布，僅一個扎巴市場，每年中國人繳納的租金就在3億盧布以上。依此推算，中國人在布市每年繳納的租金則在10億盧布左右。加之中國商人在布市的生活消費，還有每天上千的中國觀光客在這里拋灑盧布，布市經濟已經實實在在受到了中國的影響。
“沒有中國人，阿州的經濟將受到嚴重打擊。”阿穆爾州政府副秘書長說，是中國人支撐了阿州，乃至整個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這位秘書長說的話是有根據的。“2003年春天，中國鬧SARS，俄羅斯遠東聯邦政府一下子封閉了黑龍江沿岸的11個海關，中國人和中國貨進不來了。”熊貴發說，封關不到一周，布市就爆發了幾萬群眾到阿州政府游行，要求政府開放海關，因為在短短幾天之內，市場物價飛漲十幾倍，日常用品一夜之間被搶購一空。
中國人在俄的生意經
“如果想獲得和俄羅斯人差不多的市場待遇，就找一個俄羅斯女人。”11月底前就要前往俄羅斯克里斯托克市做工的莊先生說，他的一個虎林市的朋友前幾天來到他家里說，由于在圖穆斯克市娶了一個俄羅斯女人做妻子，他以妻子的名義在市場上得到的攤位是中國人租價的零頭，每年為他節省的錢都在10萬元人民幣左右。
當然，娶到俄羅斯女人的中國人實在是少數。“今年在我這里注冊的是3對。”布市民政局長介紹說，這是合法的，當然可以得到合法的好處。
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從街頭練攤開始，然后到中國市場租下攤位，在有些錢之后，可以不再忍受露天之苦，到勞動大街47號樓、少先隊大街150、151、75號樓租下或者購買冬天有暖氣的攤位。
熊貴發一年一個攤位的收入在七八萬元人民幣左右，這在布市的中國商人中算得上中等偏上。“有的人一年能掙兩萬就不錯了，賠錢賠得傾家蕩產的也大有人在。”熊貴發說，許多人聽信了到這邊能賺大錢的話，把在國內的家產賣光來這里做生意，辛辛苦苦一年到頭興許比在家里熬著好一點。
賺到大錢的人也有人在，他們會花20萬元購置房產，花幾千美元買一輛日本二手車。布市向日葵酒店中餐館的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雇傭了幾個俄羅斯幫工，每天開著一輛“子彈頭”車逍遙自在。“但在這里能買上車的中國人是極個別的。”熊貴發說。還有一些在當地投資辦廠的人，雇傭廉價勞動力，生意也能做到很大，但承擔的風險也最大。
結雅河是布市的母親河，在結雅河流域承包土地和采伐木頭的黑龍江農民是近幾年新生的一個中國人群體。每公頃土地的承包價格折合人民幣為300元，通常承包土地的數額在15公頃的樣子。每畝土地只能種上一季莊稼，每年每畝土地的收入約在100元左右，這樣下來一個在結雅河承包土地的黑龍江農民每年收入也在3萬元左右。
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在遠東做工的中國人，他們從中國老板手里得到的工錢大致和在國內做工差不了多少，還要扣除來往的簽證費用以及高昂的車船費用，一年到頭的收入是所有在遠東中國人群中最少的一個人群。
罰款：中國商人的無奈之痛
“我罰一個星期的款，就可以換一輛汽車。”布市扎巴市場附近一個派出所的警察尤樂對在市場做生意的中國商販說。
尤樂絕不是吹牛。“有一次，我一個朋友正在市場上出攤，來了一隊警察，有二三十人，把護照收走了，他找到警察去要，被罰了300盧布。”熊貴發剛到布市時也在扎巴市場出攤，“罰了款還必須說謝謝，如果不說，第二天還會被收走護照。”
“他們天天都在罰款，每個中國商人每月肯定至少被罰一次，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被用這種手法敲詐過。”熊貴發說，警察是一天收一排攤位的護照，第二天再收第二排的，每次六七十人，每人300盧布罰款，每月下來一個派出所能罰60萬盧布左右，可見尤樂的話并不夸張。
由于47號樓的老板是阿穆爾州議員，在地方上的勢力大，警察一般不敢來騷擾，小偷、流氓也很少光顧。有次，一個47號樓的中國商人在外面逛街時被警察抓走了，出任47號樓副經理的警察局那位官員出面把人領了回來，并訓斥抓人的警察：“你們敢抓47號樓的人？”自此，47號樓就沒有警察來抓過人。
但是，這樣的安全是要付出代價的。每個47號樓的攤位除了正常的租金要付之外，每年要交給老板1000美元的保護費。這是在俄遠東的一個慣例，政府很少過問市場上商販的稅收，而是由市場的管理者統一向政府交納一筆費用就行了，所以，一些行政執法部門就會設法通過罰款補充荷包。誰的勢力大，誰市場上的商戶就多，所以，那些來做生意的中國人也愿意以保護費的形式獲得安全。
除了經常被警察光顧罰款之外，質檢局、移民局也經常來罰款。“一個朋友的護照被移民局拿走了，說他是非法入境，可是只要每月交納3000盧布就可以居留，就這樣他一連交了3個月罰款，移民局的人才說是合法的，把護照還給了他。”熊貴發說，每年交上去的罰款加上保護費得有3000多美元，全布市、全遠東地區沒有被罰過的中國商人為數極少。
黑幫另一個心頭之患
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黑幫近年來有猖獗之勢。一方面，日益增多的在俄遠東地區經商的中國商人為黑幫的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另一方面，黑幫介入了市場的初期建設，反過來又為中國商人的貿易活動提供了一席之地。
哈巴的第一個中國市場就是當地黑幫建設的。“起初，我們都是把貨擺到馬路邊上叫賣，就像中國的70年代一樣。”王占國說，當地的黑幫開始是找他們要點錢收少量的保護費，后來，黑幫頭子干脆從政府手里買到了一塊地皮，建設了一個大市場。“黑幫每年向政府交錢，我們不直接與政府的稅收部門打交道。”
王占國在五六年的時間內走遍了俄遠東7個聯邦主體之內的各大市場，他發現，其他城市的市場基本上和哈巴一樣，幾乎都控制在黑幫手里。2004年7月，30歲的尼古拉耶夫當選了俄遠東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市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據傳是當地的一名勢力強大的黑幫老大，曾被警方指控犯有強奸、謀殺等罪名，而當選市長之前，尼古拉耶夫早就是該市的議員了。
其實，俄遠東地區的黑幫早已成為被社會接納的一個群體。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汽車編號前面帶有三個字母，帶三個0的是政府用車，帶三個T的是黑社會專用車輛。擁有三T車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可以隨便闖紅燈，可以逆行，無人敢惹。知情人士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黑社會是公開的，勢力極為龐大。
中國商人在俄遠東如果按照黑幫的要求交納正常的租金，一般不會招惹太多的麻煩上身。但是，由于在俄遠東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一些在國內犯有前科的人偷渡過來之后形成了自己的黑幫。這一類黑幫對中國商人構成的威脅最大。
灰色通關增加經營成本
“我們的貨物絕大部分是每公斤花20多元錢，讓俄羅斯人帶過來的。”熊貴發說，俄羅斯海關限制中國商人從黑龍江南岸過關時攜帶貨物的數量，“每次每個人不能超過50公斤，這樣的話連日常的生活用品都帶不完。”
每一個可以通關的下午，在黑河海關可以見到上千的俄羅斯人在江邊等船，他們每個人攜帶著四五個不等的大包，里面裝滿了中國商人急需的貨物。“俄羅斯海關不限制他們攜帶貨物的數量，只要他們帶過去，我們按照每公斤20元錢付他們報酬。”熊貴發說，到了冬季，黑龍江封凍之后，可以用汽車運送貨物，每公斤的貨物價格就要提升到21至23元。
“我們只要拿到貨物就行了，根本不管什么報關單。”熊貴發和大多數中國商人都知道，這種攜帶貨物的形式叫“非法通關”，如果俄羅斯方面追究起來，輕者罰沒貨物，重者課以超出貨物總值許多倍的罰款，甚至會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灰色通關”這一現象在中俄貿易中已經存在了十幾年。
更多的貨物是通過俄羅斯的民間通關公司代為辦理。俄羅斯通關公司為中國商人代辦進口業務，提供運輸和辦理海關手續捆綁在一起的“一站式”服務，這種服務也經常被稱為“包機包稅”、“包車包稅”或“包柜包稅”。
“灰色通關”常常為中國商人埋下禍根，由于從通關公司那里拿不到通關單等正式文件，也為各類部門收取罰款提供了口實。2003年，莫斯科艾米拉中國市場遭查封事件給中國商人上了生動一課。在2000年至2001年間，在俄境內的中國商人因此遭受查封的貨物總值超億美元。
不管怎樣，俄羅斯遠東地區離不開中國人和中國商品，一位俄經濟學家坦言，“SARS時期的封關，讓遠東人明白了遠東經濟離不開中國人。”如何改進中國人在俄遠東的生存狀況？這當然是需要中俄兩國的高層部門坐下來靜心協商解決的事情。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