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份，當全國各小學學校正如火如荼進行期中考試時，上海的小學生們卻看似過得“輕松”：自今年下學期開始，上海市所有小學一律取消期中考試，取而代之的是課堂測試與考查。
“有形”與“無形”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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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試一取消，上海各小學學校操場上，課間休息“人氣”空前高漲，踢毽子、打籃球、跳繩、玩游戲……暫時從考試壓力中“解放”出來的小學生們，忙著熱鬧嬉戲。
雖然快樂地告別了期中考試，但孩子們卻始終輕松不起來。
“期中考試在爸媽心里很難取消。他們擔心我學習成績因此受影響，買了一大堆期中考試模擬試卷。”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學三年級學生錢怡洲無奈地說。
記者了解到，班級里類似錢怡洲“學校減壓、家長加壓”的情況，占到一大半。被各種教輔材料充實的書包像一塊塊硬石，壓得學生喘不過氣來——有的學生體重不足３０公斤，書包卻有近１０公斤。更有學生不堪書包重負，用起了像行李箱一樣可拖著走、帶有輪子的書包。
再看看任課老師，期中考試沒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天一次突擊性小測驗。一位名叫宋霞峰的小學數學老師告訴記者，進行突擊性小測驗目的是“讓學生習慣在常態下進行檢測，以便更快、更準確地獲得知識反饋。”
取消期中考試，說到底是為了將分數模糊化，淡化競爭，從而起到減負效果。但在記者隨機采訪的５位同學中，有４位表示取消期中考試并沒有帶來輕松感，反而更緊張。
問及原因，孩子們紛紛表示：不管大考、小考，考試成績都將按比例以平時成績，記入小學生成長手冊作為升學檔案。“為了在檔案中留下漂亮一筆，增強升入理想中學的競爭力，就算突擊測試也不可小視。因為突擊，神經常處于‘一級備戰’狀態，很少有放松時刻。”
“減負”的“蹺蹺板效應”
讓自己的孩子輕松成長固然是好，但家長一想到孩子未來的出路，又只能硬起心腸“添磚加瓦”——學校不布置作業，家長布置；學校不發輔導資料，家長大量購買；學校不補習，家長請家教……對于老師來說，一邊膽戰心驚地實施減負，一邊還要考慮頭上的考核指標，暗箱操作“應試教育”不在少數。
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楊小威說，由于對“減負”內涵缺乏正確認識，現階段的“減負”易出現“蹺蹺板現象”：一端高舉“減負”大旗，一端設法補償“減負”帶來的所謂“損失”。說到底，大多數教育者自身都難以在“蹺蹺板”的兩端找到平衡重心，家長就更難拿捏分寸了。
面對取消期中考試，家長分成了“保考派”與“撤考派”兩大派別。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保考派”的人占大多數。他們認為：知識是需要反復鞏固才能掌握的，期中考試作為檢測孩子半學期學習質量的‘晴雨表’，老師、家長可系統地掌握情況，以便及時查漏補缺。他們表示在升學考試未取消的前提下，取消期中考試，只能讓壓力后移，“減負”效果難以達到。
一位姓許的家長更說出了眾多家長的心聲：“孩子年齡小，學習缺乏自主性，有學校減負‘撐腰’，擔心孩子過度放松、成績滑坡。沒有好成績，就考不上好大學，沒考上好大學就沒有好前途。這就是現實！”
當然，還有一部分家長和老師對取消期中考試大加贊同。原因是“童年讓孩子快樂成長，比擁有高分更有價值。減負不能僅停留在制度表皮上，關鍵是要讓減負工程進入頭腦。教育者和家長的觀念要改革，否則減負永遠只是‘換新鞋走舊路’的把戲。如此一來，減負花樣越多，學生就越遭罪。”楊小威說。
減負“頑疾”需“對癥下藥”
除了取消期中考試外，廣東、上海、浙江等各省市教育部門紛紛使出減負招數：
課后不留作業、推遲和縮短上課時間、讓孩子在課堂上多做游戲……學生的作業量減少了，在校時間縮短了，自由活動時間增加了。
減負的號角高舉，但減負的效果卻差強人意。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學校長錢耀邦透露說：“從上海一些學校的減負效果看，學生輕松了，但教學質量卻下降了。”
我們不禁要問：減負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楊小威表示，“減負”不等于盲目刪減教學內容，也不等于隨意減少學習時間。“減負”應該講究平衡！真正的“減負”必須通過“加負”得以實現。這個所加之“負”要加在教師身上，提高學習效率。
“如果把重要知識點比做‘針’，以往老師上課往往帶領學生‘題海里撈針’，‘減負’后必須要求老師在課前將‘針’找到，課堂上才能有的放矢，省時見效。”楊小威說。但事實上，我國大多數教師還與減負增效的教學要求尚有一段差距。
對于“減負”，大家容易走進一個誤區：對一切學習負擔統統喊減，對減負的內容缺乏正確認識。
一些研究減負的教育專家表示，一定量的壓力能促進學習進步，“減負”應該是減去過重的學業負擔。況且，學生的負擔還存在分配不合理的現象：學習負擔重，生活負擔輕；腦負擔重，手負擔輕；左腦負擔重，右腦負擔輕；機械記憶負擔重，主動思維負擔輕；心理負擔重，接受挫折教育負擔輕。
教育配套改革要跟上
在上海，８０％至８５％的高中畢業生都可以順利考入大學，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５３％，但事實上，“重負”并未見明顯減輕，原因很簡單：為謀取好的職業，大家并不滿足于升入普通大學，而是將眼光盯在“名牌大學”上。
著名教育專家王厥軒表示：學生“重負”的根源，在于以分數為衡量標準的“升學競爭”。減負必須與招生政策相配套才可落到實處。考試制度改革、課程改革、評價制度改革等教育配套改革沒有跟上，減負就將成為空談。
王厥軒指出，在現階段高考指揮棒的揮舞下，整個社會評價，往往因一個學校升學率的高低，影響學校的聲譽、社會地位及生源；同樣，在高考指揮棒的指揮下，區縣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為了撈取所謂的“政績”，往往以升學率的高低決定各學校人、財、物的投入，以及對校長和教師的褒貶和獎懲。
目前，雖然全國各地教育部門陸續出臺一些與減負配套的評價措施，但都處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階段。現實擺在眼前：學校為了爭奪生源保證教學質量，無疑將形成潛在的競爭“市場”，調節“市場”的杠桿就是“升學率”。
“一切為了升學率”，其結果是：校長不得不通過“內部管理”和層層考核把負擔轉嫁給教師，教師轉而將重負拋向孩子。而家長對此表現出了足夠寬容：只要孩子讀好書，怎么都行！重壓之下，孩子成了各方利益的焦點，其結果是超負荷運轉，“兩眼一睜，學到熄燈”。
“現階段一系列減負措施的出臺并非徒勞，只要改革就有希望！”楊小威表示，“沒有相對完整、科學的教育評價體系，減負的瓶頸將依然存在，‘獨木橋依然還是獨木橋’。只有相關教育配套改革跟上來了，減負的‘蹺蹺板’才有可能真正找到重心。”楊小威說。（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劉丹 ）
特約編輯：張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