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到30日，2004年度東盟領導人峰會將在老撾首都萬象召開。此前4天，東盟10國政府高官系列會議已告啟動。與此次峰會套開的，有“10＋1”和“10＋3”領導人會議。東盟秘書處副秘書長馬蘇爾·阿赫馬承認，中國因素是整個議程的“核心話題”。
在9月18日的中國—東盟特別高官會議上，馬蘇爾·阿赫馬透露，此次“10＋1”會議，雙方將就貨物貿易、貿易糾紛解決機制及服務貿易問題簽署3個協議，協議將在明年實施。
“萬象會議，等于是自貿區火箭升空前的引擎打火。”商務部知情人士對記者說，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CAFTA)2002年啟動，數年來雙方提出了一攬子協議，此次有望獲得一個“總解決”：中方愿意就《東南亞無核區條約》和中國-東盟貿易爭端簽署最終議定書，作為回報，東盟正式宣布棄用中國加入WTO時的“三個條款”，確保CAFTA建設2005年全面啟動。
“我從來沒有看過東南亞面臨這么大的轉型，同時又對各種觀念如此開放。”美國-東協商會會長包爾Ernest
Z.Bower說。他認為，中國正在東南亞建立中國版的門羅主義，只管地區事務，不理會世界強權斗爭。
以貿易達成周邊和睦
“整個政策思路，均帶有早期收獲色彩。通過讓出國內部分市場、資金，促成CAFTA的早日運行。”廣西東南亞研究所所長古小松對我國當前東盟政策這樣評估。
古小松稱，東盟諸國產品結構和我國南方相類，1997年中國、東盟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以來，我國對東盟出口一直呈逆差態勢，2000年為48.3億逆差美元，到了2003年則增長到164億美元。今年1月1日開始實施早期收獲計劃后，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近600種農產品實施零關稅，這些商品中我方競爭力弱于東盟，估計逆差將超過200億。
古認為，以貿易逆差換取周邊和睦，體現了中國“周邊是首要”的睦鄰苦心。
然而，對雙方貿易的順逆態勢，東盟方面另有判斷。
“中國的出口將更多一點。”馬蘇爾·阿赫馬推算，CAFTA將使東盟對中國出口增長48%，而中國對東盟出口將增長55.1%。
至于議論紛紛的“早期收獲”一說，馬蘇爾·阿赫馬稱，截至今年7月，整個計劃涉及貿易額僅為11.1億美元，其中東盟對中國出口6.8億美元，“大家一半對一半”。
“中國要安全，雙邊貿易額還需大幅度提升。”在調任中國駐日大使之前，原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出席首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籌備工作匯報會，對當前雙方低水平貿易狀態下的犄角之爭深表憂慮。
東盟10國國際貿易總量7500億美元，去年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達780億美元，“對中國的依存程度，已明顯高于對美日的依存程度。”“但這還遠遠不夠。”
王毅認為，不論從地緣關系判斷，還是從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系來分析，就我國國際戰略安全保障而言，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至少應占東盟對外貿易總額的1／3，靜態測算2500億美元以上。
“我們可以打的國際牌已經不多。”王毅稱，環顧四周，東、西、北三方都是強鄰和大鄰，只能實施大國外交策略；我國真正可以施加影響、發揮主動作用的地區，只有南邊的東盟10國。
問題在于，美日等大國在該地區經營的時間長達半個世紀，日本甚至把東南亞視為“經濟后院”。美日緊緊盯住這一地區，是出于從南部和東北部向整個亞洲擴張的戰略考慮，目的是扼住中國的海上通道。
“中央為此做了艱苦努力。”王毅稱，近年來我國領導人親自出面做東盟各國的工作，在改善雙方政治關系方面連續邁出幾大步，由起初的全面對話上升到睦鄰友好，去年又進一步上升到戰略伙伴。
“但是，經濟關系上不去，政治關系即使一時上去了，也很難長久。”王毅稱，這正是中國力推“10＋1”的核心原因所在。
“C-P-C通道”布局
搭建CAFTA平臺后，市場力量會否順著國家意圖，將中國—東盟貿易推至2500億美元這個“既定目標”？
古小松的建議是：培育與東盟各國的互信關系，不能畢其功于一役，操作中切忌帶有過于明顯的政治意圖，“經濟牌”盡可能純，政治目的盡可能經濟化處理。
古小松承認，他的思路，來源于華南經濟圈(內地華南地區與港、澳、臺)生成模式的啟發。
華南經濟圈是一種未經過制度性安排的非正式的區域經濟合作方式，本質上屬于一種自然經濟區。由于不存在正式的政府間協定和正式體制安排，華南經濟圈在形成過程中避免了區域合作的許多難題，例如降低關稅問題，貿易協調問題以及有關的貿易規則和法律制度問題，在操作上易于啟動和推進。
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目前的東盟政策，操作上確實帶有非正式區域經濟合作色彩，雙邊摩擦盡可能不上升到國家層面；一些舉措即便是國家安排，也以市場色彩為主。
對廣西學者的次區域合作觀點，廣東社科院副研究員姚立不否認其合理性，但強調，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更根本的推動力還是來自于國家層面，“11月底萬象會議多項協議的簽訂，就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姚立稱，如果僅僅是次區域合作，缺乏來自政府間的正式安排和高層協調，其合作是不穩定的，很難在社會上下形成協同力量。對一些需要超越市場，運用理性的戰略布局問題進行處理和調整，特別是當全面涉及到區域內外貿易、服務、基礎設施的協調規劃與投資時，這種合作方式便遭遇到各種各樣的限制。
“于是國家推出了‘C-P-C通道’開放方略。”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馮蘇寶解釋，中國加入WTO以后，2003年一年之間，從《關于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簽署到CAFTA實質性啟動，再到泛珠江區域經濟合作組織(PECO)的出籠，CEPA、PECO、CAFTA三大政策迅速形成一種類似通道、走廊的區域一體化態勢，學界稱之為“C-P-C通道”經濟。
馮蘇寶認為，“C-P-C通道”經濟是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中西部開發戰略和能源戰略(包括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能源)的一種全新形態，給原來的中國—東盟次區域經濟增長合作模式帶來革命性變數。
馮蘇寶的觀點得到一個重要事態的對應。
10月6日至7日，溫家寶訪越并發表了“中越聯合公報”，宣布中越陸地邊界勘界立碑工作如期完成，并對北部灣劃界協定和漁業合作協定于2004年6月30日生效表示滿意，作為一項實質性政策推進，“兩廊一圈”計劃進入了“聯合公報”。
該方案由越南總理潘文凱提出。所謂“兩廊”，是指國內兩條通往越南廣寧的經濟走廊。一條是廣西線，其走勢是南寧—憑祥—諒山—河內—海防—廣寧；另一條云南線，其走勢是昆明—河口—老街—河內—海防—廣寧；所謂“一圈”，是指環北部灣經濟圈，涵蓋范圍包括越南海防，海南的海口、三亞，廣東湛江，廣西北海、欽州、防城港。馮蘇寶認為，整個計劃，明顯帶有與PECO、CEPA對接的傾向。
“CEPA和CAFTA，把中國和東盟緊緊地拴在一起。”王毅說，這一制度安排，不僅僅是出于雙邊經濟上的考慮，更重要的是為了促使雙方形成相互依存的關系。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西南分院副院長周毅認為，中央通過PECO，將CEPA和CAFTA相應連接起來，目的就是要形成泛珠一體化的態勢，令C-P-C通道與東盟經濟發展形成“落差”，促成東盟向中國靠攏，達到國家政治取向和地方市場發展的辯證效果。
“滇桂兩省區的經濟弱勢，正好令其放下包袱，打造一條內地、東盟和香港之間無貿易障礙的C-P-C通道。”周毅稱，在這里他借用了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福的觀點，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東盟與滇桂的合作，主要是解決內陸出海通道，廣西、云南出海通道之爭，就是東盟方面不同利益取向在中國國內的表現，“而這也是CAFTA明年啟動后第一階段的核心話題。”
背景資料：中國-東盟貿易關系
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發展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在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中，外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過去30年里，在本質上非常地開放激了它的出口活力。雖然就面向出口的工業而言，中國滯后于東盟5國，但它近幾年來經歷了巨大的發展。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的出口從1979年的137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2，662億美元，每年增長率達16%，一下子讓中國成為了世界第六
大出口國。
中國和東盟目前的貿易關系主要受到了雙方經濟增長和中國推進經濟現代化的影響。過去10年里，中國和東盟的貿易經濟關系整體上有了相當的增長，1991年貿易總額約為80億美元，2001年則超過了400億美元。就貿易量而言，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以2000年為例，與加坡的貿易量最高，之后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最少的是菲律賓（見圖一）。就雙邊貿易的穩步增長來看，新加坡占中國同東盟之間的貿易的大部分。現在，東盟是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僅次于美元、香港、日本和歐盟，這反映了在持續增長中，東盟在中國的外貿中所占份額由1990年的
5·8%上升到了2000年的 8·3%。同時，中國在東盟的貿易所占份額也從1991年的2·3%上升到了2000年的5%，使中國成為了東盟第六大貿易伙伴。
對中國和東盟貿易模式的分析表明，中國——東盟的貿易構成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原來，除新加坡以外的東盟國家是資源基礎經濟，即主要依靠出口國家資源和初級產品來獲得經濟增長。例如，在90年代初期，東盟6國向中國出口的兩項主要產品就是礦物燃料和木材（見表二）這些產品總共占了東盟向中國出口產品的
50%以上。到
2000年，這種情形已經改變了。中國和東盟間的雙向貿易從日用品轉為了制造業商品。從表二可以看出，中國從東盟進口聽機器設備和電力設備所占比例從12·4%增長到了48·4%。相比較而言，中國向東盟
6國出口的產品品種繁多，有農業產品、金屬制品、礦物產品和其它的制造業商品。1993年，在中國向東盟6國出口的產品中，機械、電子裝置、礦物、蔬菜制品、基底金屬、紡織品、服裝和鞋類在雙邊貿易中構成了5大項，這些產品至少占了中國出口東盟產品的
70%。2000年止，機械、電力裝備以及紡織、服裝和鞋類繼續是主要的貿易產品，但其分額降到了中國向東盟6國出口的產品的62·2%。
可以看出，在這10多年里，中國和東盟的貿易結構呈現出了一種周期性的變化，制造業產品的重要性日益增長，初級產品的比例逐漸減小。在70年代和80年代問，東盟的外貿商品實際上已從初級產品向制成品轉化。就制成品而言，像機器和電力設備這樣的資本密集性產品在整個90年代逐漸變得更加重要，因為東盟6國降低了他們對服裝、紡織這樣的輕工業和勞動密集型工業的依賴。
與東盟國家的出口結構相比，隨著這幾年中國出口的巨大增長，中國的貿易結構也經歷了巨大的轉型和迅速地改變。就其意義而言，與東盟相比中國在更短的時問內完成了出口多樣化。中國出口的制成品在1980年占整個出口的47%，到2000年就占到了90%。更重要的是，1995年，象機器設備和電力裝置這樣的非傳統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開始逐步代替了紡織、服裝和鞋類（TCF）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到90年代末，中國的工業和出口結構有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源于外資企業將中國作為一個產制成品的組裝平臺。
從中國與東盟的貿易模式看，內部產業貿易規模大的部門是機械和電力裝置。近來由東盟——中國專家組提交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向東盟出口的機器設備和電力裝置大部份是具有普遍和特殊用途的。另一方面，中國從東盟進口的機器和電力裝置的實質部分是電力設備。例如，新加坡2000年向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是電子管、數據處理機和其它工業電力設備。同年，工業制成品占了菲律賓向中國出口總額的57%，其中大部分是半導體。交換機集成電路和其它電子配件在中國從馬來西亞和泰國進口的機器設備和電力設備中占了很高的比例。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