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
11月15日的兩篇報道，我認為把它們合起來看很有意思。一篇是《中國經濟
時報》報道，經濟學家周其仁近日在出席“2004中國IT年會”時表示：中國GDP今
年或明年應該可以超過英國，2030年則可趕上美國。周還說，這個預測出自北京
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這還不算
最樂觀的。
另一位經濟學家張五常白紙黑字寫著，只要進一步堅持開放的政策，尤其是
金融方面開放，18年后，中國的人均GDP就可以跟美國人叫板。另一篇是《北京娛
樂信報》報道的，中華護理學會說，我國每千人只有1名護士，護士比例為世界倒
數第3。不僅如此，目前我國醫院病床與護士的比例還是26年前制定的，按照1∶
0.4配備。而就是這個26年前的標準，在實際護理中，能夠達到的醫院也只有10%
左右。
一邊是頂級經濟學家看好中國的未來發展。當年設想的“超英趕美”如今實
現一半了，另一半也指日可待；一邊卻是醫療衛生設施和人員的不足，社會進步
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這使我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單看一邊可能會使我們得出
錯誤的印象，只有把兩邊對照起來，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中國。
類似這種GDP增長與社會發展不相稱的事太多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每
年都以近乎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就像一個吃了壯陽藥的人一樣，一直處于一種亢
奮狀態，嚴重地透支著自己的身體———我們GDP的高速增長也是以透支資源、透
支環境、透支信用、透支權力———一句話，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的。因此，這
種透支一切的增長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有增長無發展，或者是跛足的發展。在這種
發展模式下，GDP增長越快，對未來的破壞也就越大，經濟繁榮的結果，就是兩極
分化越來越嚴重，普通民眾從改革發展中受益的程度越來越小，滑向現代社會邊
緣的弱勢人群越來越多。
有數據表明，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在我國以
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
，2002年為0.460。這說明什么？說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成果被少數人過多地
獲取了，說明盡管收入差距的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收入分配
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遏制。
誠然，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沒有增長，便沒有發展，從而也就
沒有富裕。但是，什么是發展？必須看到，繁榮背后隱藏著很多社會問題。就拿
“超英趕美”來說，從改革算起，我們花了20多年時間，付出了巨大代價，才勉
強趕上英國；要趕上美國，還要在未來二三十年像現在這樣，不惜一切代價，保
持目前的增長速度，這可能嗎？我們還有更多的淮河可以污染嗎？還有更多的土
地可以供貪官、大款們揮霍嗎？
在前述報道中，周其仁和張五常在談到趕超美國時都設置了前提條件。比如
，周提到中國經濟發展今后將面臨4個挑戰，其中之一是權力在市場上占有很大的
位置。他認為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不單經濟受影響，整個國家、社會能不能健
康存在都成問題。但是，現在的關鍵，正是權力和權貴資本在主導著中國的經濟
和社會，社會和諧發展和良性運轉的基礎———公正嚴重缺失。貧富差距并不可
怕，甚至某種程度的失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貧富懸殊固化為社會結構。而這就
是我們要開始面對的現實。
去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這個重要的歷史關口，但同時基尼系數也接
近國際公認的5%的警戒線。世界銀行認為，在短短20多年時間里，貧富差距拉得
這么大，世所罕見，只有拉美國家可比。眾所周知，拉美化是權貴資本主義的代
名詞。基尼系數之所以接近警戒線，根本原因就是長期以來，我們在全力以赴抓
發展、GDP壓倒一切的時候，忽略了社會公正。今天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多與社
會不公相關。我們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極端平均主義的“一大二公
”，走向嚴重的利益分配不公、資源占有不公。
從現在來看，未來改革發展的每一步都將是“輸不起的實踐”。因為我們已
經沒有了“錯了再改”的機會，未來的任何改革實踐都只能勝利。如果現在面臨
的諸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得不到切實的化解，那么，改革發展的每一步都將充
滿變數。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