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稍有點法律常識的人都耳熟能詳的基本準則，云南的陳鳳艷近日卻正為這條人盡皆知的原則而感到困惑不已。陳的丈夫在不久前的一次車禍中去世，根據交警作出的《交通事故認定書》，肇事車駕駛員應負全部責任。陳就事故賠償問題求教于律師，卻意外地得到了令她心痛的答復。律師解釋說，根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因陳的丈夫是農村居民，她可能獲得的賠償額約為３３９４０元，較之同等事故中城鎮居民可能獲得的１５２８８０元賠償金相差１０萬元以上。
律師所說的“有關規定”系指《解釋》第２９條：“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根據這一條款，在實踐中，法院通常會首先查明受害人的戶口性質，如為城鎮居民的，按照其可支配收入作為計算標準；如為農村居民的，則按照人均純收入作為計算標準。
若依此條款，再聯系到我國地域的遼闊以及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難看出在損害賠償上由此而來的巨大差異：因身份的不同，一個農民的死和一個市民的死所能獲得賠償額度有如天壤之別——因戶籍制度而形成的二元結構從人一出生就為市民與農民劃出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而今這道鴻溝又籍以司法解釋之名被人為地移植到了司法領域；至于“受訴法院所在地”一語則使得賠償額因地域的不同亦差異懸殊——死在云南某偏遠的鄉村就肯定遠遠比不上死在北京的繁華市井那么“劃算”。
我們知道，司法解釋只是司法機關在具體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對法律規范的內容和含義所作的解答和說明，它不具有立法的功能，更不能突破現有法律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寫著“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項被視為法治之基的憲法原則緣何在司法實踐中卻輕易被一項司法解釋所突破，著實引人深思。
那么《解釋》究竟是對哪一部法律的“內容和含義”作出的解答和說明呢？《解釋》在引言中自述是“為正確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規定，結合審判實踐，就有關適用法律的問題作如下解釋”。既如此，不妨看看《民法通則》的“有關法律規定”吧。該法第１１９條如是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這里并未按市民和農民的劃分來確定賠償額。恰恰相反，基于憲法上的“平等原則”，《民法通則》第１０條倒是明確規定了“公民的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顯然，這也表明公民在取得死亡賠償金或補償金的權利能力上一律平等。而考察其他涉及死亡賠償的民商事法律，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均沒有以死者身份確定賠償額的規定。于民商事法律之外，《國家賠償法》所規定的死亡賠償金也是以國家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來確定，而并未區分死者身份。
唯一有類似規定并可茲參照的對象應該是《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由國務院頒布的這一《辦法》在性質上應歸屬于行政法規，其效力低于法律。顯然，于司法解釋的創制上，絕無理由置《憲法》和《民法通則》等更高層級的法律所規定的基本原則于不顧，而對這部有違“平等原則”的行政法規“情有獨衷”。在筆者看來，《解釋》有關死亡賠償額的規定不合法性并不難窺見，于合理性上，亦大可存疑。比如，以身份定賠償額度這一“原則”如果能夠成立，是否可以進一步推導出一位干部的死也應該比一位工人的死需賠償更多，這樣的賠償差異是否還可以在一位處長的死和一位科員的死之間存在。設想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同時有市民和農民等待救援，而只能先救一人，那么依據《解釋》，肇事者絕計會先救市民——因為市民比農民更“值錢”，更“賠不起”呀。
于法對行為的指引功能上，《解釋》有關死亡賠償的規定從出臺之初就已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正因為此，盡管《解釋》的出臺歷經六年和前后２８次修改，也盡管《解釋》本身于人身損害賠償上有諸多突破，亦不凡頗具實踐意義的條款，但所有這些都無法彌補《解釋》在漠視“平等原則”上的硬傷。如學者林
所言，“平等是人權的屬性，它不僅滲透于整個人權中，而且集中地表現在平等權這一基本人權中”。任何立法者或司法官員都應謹記，若一項法規或一個司法解釋連最基本的平等權都不予保障，想從這些法規或司法解釋的執行中去得到公正與公平，就很可能只是公眾的奢望。（王琳）
編輯 張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