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這個曾經轟動一時的名字，隨著一本名為《地獄門前：與李真刑前對話實錄》的書國慶后面市，再度成為熱門主題詞。該書作者與李真有過多次深入的采訪，獲取大量第一手資料，因此有較高的可信度。
該書其中一節講到，李真曾經想做“焦裕祿”——“那時我想，我一定要盡職盡責把秘書工作做好，將來有機
會就到生我養我的張家口市最貧困的一個縣做縣委書記，像焦裕祿一樣帶領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臨終前說‘謝謝你，李書記”就夠了。”（見１０月１８日出版的《瞭望東方周刊
》）
李真、焦裕祿，這兩個名字放在一起恐怕人民都不會答應。李真想當“焦裕祿”，是李真獄中的自我標榜，自我開脫的妄語，還是人之將死其言亦善的真話？相信聰明李真不會不知道，此時此刻再說什么都晚了這個道理，所以我愿意相信這是真話——貪官也并非先天遺傳。
那又是誰妨礙了李真成為“焦裕祿”呢？從李真的墮落史似乎可以看出一些蛛絲：當他成為河北省國稅局局長之后，“在一定范圍內，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沒什么阻力。嘗到權力的甜頭后，就要穩固它，經營它。在這種狀態下，哪顧得上什么信念？”權力出“智慧”，權力出“自由”，劣質的“官聲生態”，讓身陷其中的人，除了經營權術，再也沒有為人民干事業的斗志；沒有忠諫，沒有監督，全憑良心行事，一個人的良心又能走多遠？
“在我給省委書記做秘書后不久，就有北京的一個高干子弟給我打電話，想通過我聯系一個工程……（事成之后）給我幾十萬元中介費。”官上有官，權上有權，官大一級壓死人，你可以做到不理上門送錢的行賄者，可你拒絕得了上面來的“電話”么？所以，腐敗鏈條一旦形成，即使貴為省廳級干部，想獨善其身也不容易。
“無論是我做秘書還是做局長，我都看到過、接觸過這樣一些人：他們因為廉潔，不僅生活條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還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責難、孤立和排擠。”當“高尚成為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當一個廉潔者寸步難行，腐敗者威風八面的社會氛圍形成之后，經濟學上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就發生作用，因此權力與廉潔就成為一種悖論。
權力監管真空、腐敗形成鏈條、畸形的廉政觀念，是李真腐化墮落的“三原色”。有了這三者，一個人想不腐都難……
李真給我們的教訓是，作為反腐敗，對官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樹立他們正確的權力觀固然重要，但切不可固守一法，以不變應萬變。我們必須以先小人后君子為制訂制度的出發點。用制度來防止“焦裕祿”成為“李真”，迫使“李真”成為“焦裕祿”。
網友：練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