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特殊的商業形態，“商行”曾一度使威海成為聞名遐邇的韓國商品集散地，并為威海創造了一批十分另類的富翁，進而在一段時間內幾乎成了中韓民間貿易的代名詞。星移斗轉十余載，當中韓經濟交流的形式發展到威海被山東省圈入半島制造業基地，并大力承接轉移到中國的日韓制造業的階段時，作為見證威海經濟發展歷
史的標志之一，商行卻在大面積褪色，并勢必將不可逆轉地淡出人們的視線。
“商行村”發軔于中韓邦交正常化
1992年，東西方冷戰的鐵幕業已坍塌，一衣帶水的中韓兩國終于結束40多年的對峙局面，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兩國邦交氣候轉暖，立即使近水樓臺的威海人成為第一批受益者，大批返鄉探親的華僑，在從故鄉找回親情的同時，也將無限的商機帶進了國門。
家鄉的親人們首先是從他們帶回來的衣服和小禮物上發現了商業價值，于是，連接中國威海和韓國仁川之間的海上航線，儼然成了一條新的“絲綢之路”，只不過它的起點在韓國，終點在中國；而幾乎與此同時，華僑們在重新品嘗過久違了的家鄉可口飯菜之后，也從餐桌中悟出了一些道道，于是，在這些海外游子返回韓國時的行囊中，裝滿了在韓國價格昂貴而在中國卻相對要便宜得多的芝麻、辣椒和中草藥等農副土特產品。在這頻繁的來往之間，漸漸地出現了一個通過來回帶貨謀利的群體。起初這個群體是以膠東籍的華僑為主，后來，巨大的利潤吸引了一些與中國朝鮮族有血緣關系韓國人也加入其中。近年來隨著中韓跨國婚姻的出現，一批移民韓國的中國人（主要是中國的朝鮮族同胞）由于深諳個中奧妙，所以也很快成為一支生力軍。這個群體有一個很不講究命名藝術、簡單地由兩個漢字生硬拼湊起來的名字———帶工（來回帶貨的工人）。
帶工們的工作程序大概是這樣：他們從韓國上船時，由特定的店鋪老板將要帶到中國的貨物化整為零分發給他們，帶到中國后再聚集到一起，送給指定接應的商店；返回時，他們還要負責帶回中國方面店鋪老板分給他們的貨，他們掙到的，就是來回帶貨的勞務費。在中韓建交之初的幾年中，中韓雙方海關在帶貨數量和種類上的限制相對少一些，一名帶工一個船期下來，多則能掙2000元，少的也能掙到1000多元，而每周就有3個船期，一年下來，能掙15萬-30萬元人民幣不等。
這些如家燕一般勤勞的帶工們，用他們的辛勤勞動，為威海“背”出了20世紀90年代“韓國服裝集散地”的美譽，同時也哺育了一大批商行，最終為“商行村”這種經濟現象的出現打下了基礎。
“商行村”的商業秘笈
商行村從誕生之日起就有著某些非凡之處。所有的商行無一例外地擁有個體工商戶的營業牌照，但卻都在做著“國際貿易”的“大買賣”；它們大多利潤豐厚，卻又很少像普通店鋪那樣勤勉地天天開門營業；它們都是些鋪面不大的小店，也絕不像市區其它商號那樣講究鋪面的形象和門頭的名號;它們不聽從什么行政號令，卻十分認同地扎堆聚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商業群落，以致于人們不得不用“商行村”這一奇特的稱呼來指代它們。
“商行村”鼎盛時期的范圍大體是在威海新威路以東、海濱路以西、昆明路以南以及體育路兩側，東面與威海海港碼頭隔海濱路相望。在這個并不算太大的空間里，最多的時候曾經聚集了60多家商行，商行打工人員多達二三百人，加上往來于中韓之間的數百名帶工，從業人員可達千余，如果算上其帶動起來的內地相關產業的從業人員，人數將是一個五位數。
并非什么人都有資格涉足這片流金淌銀的商業寶地。據記者了解，在此支撐門頭的首先是一些與韓國某些商業機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來自東北地區的朝鮮族人，共同的語言、風俗和來自血緣的親情，使他們與來自韓國的客戶和帶工之間有著無與倫比的親合力。在這些商行里，朝鮮語是第一商用語言，這既出于一種交流的自然要求，更出于保守商業秘密的主觀需要。所以，商行的生意往往給人一種神秘兮兮的感覺。
45歲的崔先生堪稱商行老板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母親系朝鮮人，父親卻生活在韓國，他和姐姐從小在中國的東北長大，而他的姐夫則是韓國一家電信公司的職員。幾年前，他和姐姐來威海開了一家商行。韓國那邊的生意由崔先生的父親與一些商業機構聯系，崔先生與姐姐在威海收購來自山東省西部及其它內陸省份的辣椒、芝麻、香油、芥梗、蕨菜、黃米等農副產品，每個船期都由依托商行的7至10名帶工帶到韓國，數量為每個船期三、四百公斤左右。
年僅30歲的謝先生或許是眾多商行老板中的一個例外。他既非僑屬，更無朝鮮族血統，他成功的奧秘在于動手較早。1993前后，這位在榮成某單位從事文秘工作的年輕人毅然投筆從商，在對威海市場進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他沒有在其它領域耗費多少精力，而是下賭注一般涉足了商行這一在當時還鮮為人知的商業領域。幾年后，年紀輕輕的他成功了。曾幾何時，他租用著體育基地院內最大的一個院落，雇用著7名伙計，每個船期都用集裝箱向韓國發運貨物。有人說他會說英、法、德、日、韓5門外語，并說這是他發家的秘訣，而少年老成的他在談起此事時卻只是淡淡地付之一笑。
吃“商行村”這碗飯的人們
來自日照市莒縣的小徐，幾年前在碼頭附近的一家大商場門口蹬三輪，自從與一位身兼帶工和老板兩重身份的韓國“新移民”金女士相識之后，便開始了他長達4年的打包生涯。幾年下來，省吃儉用的他，手頭存款已經達到了5位數。與此同時，他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涂上了些許韓國色彩：頭戴一頂韓國式寬沿小帽，口袋里時常裝著韓國人送給他的半包煙，與人見面時也總是習慣性地說上一句“噢卜賽喲”（朝鮮語：你好），飯桌上也每每擺著一盤辣白菜之類的朝鮮泡菜。
小小的一家商行，除了老板之外，較為固定的人員一般都是像小徐這樣的打包工，他們是靠給商行出賣體力獲利的群體。每個船期日就是他們的工作日，工作內容就是用膠帶將帶工們即將帶走的貨物捆扎起來，這種活雖然看起來并不費多少力氣，但卻極富技術含量，并非所有人都能勝任；捆扎好之后，他們還要用拖車將這些貨物拖到海港碼頭上，再由帶工們帶上客輪，整個勞動過程大約只有四五個小時。接下來的事情是，他們從老板手中領過40至80元不等的勞務費之后，再跟著老板到附近朝鮮族飯館中享受一頓大醬湯、帶皮狗肉之類的美食。
商行村的出現，帶動起了一系列相關業態，其中以出售大醬湯、帶皮狗肉之類美食的朝鮮飯館和韓國燒烤店最為著名，置身于數條由掛著韓文招牌的店鋪拼接而成的長廊間，仿佛走進了某條韓國鄉村街道。
來自平度市的劉先生原來也是一位打包工，干了一年多之后，劉先生發現老板所需的辣椒大多來自他的家鄉，于是，他毅然辭掉商行的打包工作，回家借了一筆錢，就地收購辣椒并拉到威海賣給商行，幾年下來，已是一幅老板派頭。如今，他已在“商行村”里擁有了自己的鋪面，買上了真空包裝機，專門面向商行出售符合海關攜帶標準的真空包裝辣椒。
原本與商行沒有一點關系的趙先生，以前在小商品批發市場做煙酒糖茶批發生意，當他從“商行村”悟出一些道道兒之后，索性把店鋪搬進了“商行村”，憑著手中好幾種白酒威海地區代理權的“王牌”，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他說：“我早該知道韓國人好喝兩盅的……”
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洋”老板們
在眾多以帶貨謀生的華僑當中，60歲出頭的呂錫健老先生或許算得上老字輩了。早在1986年，他就曾轉道香港回到老家文登市葛家鎮。中韓剛一建交，他就成了穿梭于威海與韓國仁川之間航線上的第一批帶工。與其他帶工稍有不同的是，他本人又是韓國一家商店的老板。他操著一口純正的膠東話告訴記者，中韓建交前的韓國華僑在經商、置業等方面曾長期受到諸多限制，大部分華僑經濟狀況一般。在當帶工之前，他經營著一家雜貨鋪，當上帶工之后，由于人地兩熟且是自采自賣，中間省卻不少成本，他的店鋪生意非常好，目前店鋪里的生意他撂給兩個伙計打理，他自己竟樂在其中，不肯“洗手上岸”了。他說，像他這樣通過帶工發家致富的華僑不在少數。
一個偶然的機會，記者與一位54歲的盧姓華僑在公園中邂逅。他說他的老家是榮成市王連鎮，目前他在韓國開有兩家商店，手下有5名帶工為他長期帶貨。他和家人經常回國，有時是為生意上的事情，有時僅僅是為了回來住一住。為了起居方便，他在市里買了一套房子，不僅好好地裝修了一番，還購置了全套家具。他說，與在韓國相比，生活在威海，可以省去很多開銷，因為國內大多日常生活用品物美價廉。
在“商行村”里，有一家地地道道的韓國餐館頗為引人注目，老板是一位五六十歲的韓國人。據了解他的人說，他本人原先也是一位帶工，掙了一筆錢之后，自感年事已高，不堪海上顛簸，就在“商行村”里開了一家面向帶工的飯館，全部按照韓國風格設計，領班也特地從韓國帶來，于是，這里理所當然地成了一處“帶工會館”。或許是由于語言不通，或是因為風俗不同，或是因為性格上的原因，這位老板通常只是與他的同胞們打牌、喝茶、聊天，而絕少與外人交往。
據知情人介紹和記者觀察，“商行村”居民，尤其是商行的老板，其交往圈子十分狹小，而且潛意識中似乎普遍存在著十分矛盾而又復雜的心理：他們往往很關心別人在做什么，卻同時又極其擔心別人窺視自己。或許，是“商行村”里特殊的商業形態和從業者的特殊身份使然吧。
“商行村”飄搖在風雨中
沐浴著中韓貿易大發展的春風，威海的“商行村”已經度過了10多年的時光。此間，隨著中韓貿易形勢的波動，加之“商行村”內部某些原因的影響，“商行村”也幾度整合，幾度興衰。據對“商行村”實施工商行政管理的海港路工貿市場工商所提供的數字顯示，這里的商行多的時候可達60多家，加上一些未經注冊的商行和依托商行做生意的其它商店，足可以達到百余家商號。而現在，“商行村”已經明顯走向沒落。
“商行村”的衰落，首先是由于這種民間貿易的先天不足造成的。據這里的幾家老板介紹，由于帶工族在韓國多為中下層收入者，加之帶工隊伍組合松散，使得這種民間貿易的商業信用成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有許多家商行就是因為帶工頻頻賒貨最后一去不返而倒閉的，而目前能夠站得住腳的商行，不是因為能夠對帶工實施有效的控制，就是家大業大經得起賠，否則想在這塊兇險之地立足實在太難。
另一方面，由于海關近年來加強了監管力度，使得以服裝為主的韓國產品很難再通過民間渠道入關，許多韓國服裝企業已經乘產業轉移的東風，將加工基地跨海遷至威海，這等于斷了許多帶工的財路。帶工們的收入就只剩下出關時攜帶農副土特產品所賺得的勞務費了，而且，由于準許攜帶物品的數量受到了極為嚴格的控制，帶工們的收入水平已大不如從前，每個船期只有幾百元錢；另外一個原因是，從2002年之后，商行村所在的以體育基地為中心的一帶城區正面臨著新的規劃，隨著大批舊建筑的拆除，商行村幾乎失去了立足之地，部分商行不得不遷往他處，剩下來的就近遷至一條曾經被長期冷落而蕭條的“美食”艱難支撐。記者日前在原來商行村一帶采訪時，勉強接受采訪的幾家店主三緘其口，就是對目前的經營狀況大搖其頭。
“只要商行的生意不倒，我就繼續打我的包。我的目標是在威海娶上媳婦、買上房子。”2000年夏天，已經年近30的“小徐”曾經這樣得意地告訴記者。如今，來自小徐昔日朋友的消息說，從去年開始，小徐已經從威海消失了蹤影。顯然，打包已經讓他難以糊口。
據業內人士介紹，對商行村“殺傷力”最大的還應屬一些國際快遞公司的介入，是它們搶走了帶工們的大塊生意。威海海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向記者透露，國際快遞業務是對國際間大宗貨物運輸的有效補充，可以滿足小額貿易對低價運費的要求，也是國際間小額貿易通常采用的一種運輸方式。這種貿易和運輸方式可以避免帶工捎貨這種原始貿易形式的所有不足，其中商業信用是其最大的王牌。可以想見，隨著這種貿易形式的漸成氣候，“商行村”也許真的要走向消亡了。
商行村漸行漸遠，帶走的是一個時代。
◆導報記者牟德鴻威海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