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圈考察”作為新近流行開來的一個專有名詞，特指黨政領導干部八小時外的生活圈與社交圈因為與為官用權息息相關，所以應當成為人事考評的新范疇而受到監督。2001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選定浙江湖州試點“兩圈考察”制度。三年后，這一吏治新規大有破繭推廣之勢：兩個月前，浙江省委組織部制定出臺了《關于推行領
導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見》，更多省市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相關部署。而中組部部長賀國強日前表示，為了避免干部邊腐敗邊提拔而令干部隊伍蒙羞的現象一再發生，必須加強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全過程的監督。對“全過程監督”的強調，無疑應該正是“兩圈考察”制度受到重用的背景。
事實上，國人對于類似的情形應該不會太陌生，即便是未曾經歷該段歷史的年輕人，也還能從影視與文學作品中感知當初全面盤查、刨根問底的干部考察制度——那種對于個人歷史、思想狀況進行重重調查、要求層層佐證的架勢，覆蓋了被考察對象的全部世界，區區“兩圈”自然更不在話下。但是仔細比較不難發現，今日的“兩圈考察”并非要回歸傳統。彼時多方面調查，是強調從理想到行動都趨向“共產主義完人”的精英型干部。而如今“完人人格”破滅已久，吏治的重中之重、公議對于官場的最大詬病、共產黨的干部對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最大干擾，顯然已是“政治世俗化”之后的官員腐敗。因此“全過程監督”的指向，一如賀國強所透露的，重點在于及時捕獲官員貪污腐敗的蛛絲馬跡。
而湖州自試點“兩圈考察”以來，“已有86名干部倒在八小時之外，受到談話誡勉、暫緩使用、取消擬任資格及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大多是因為生活不檢點、公德意識差、不孝敬長輩等問題”。可以說，“兩圈考察”制度也許能夠以小見大地呈現成績，但對于期待在反腐工作上能有更大作為來言，這樣的成果顯然并不能令人滿意。事實上，從人倫來說，要求官員親屬政治覺悟高于親情而真正大義滅親(例如浙江省永康市聘請黨政一把手的妻子擔任“兩圈”監督信息員)，十之八九是緣木求魚；而從法理來論，一些官員也表示不滿——干部也是公民，難道不能有受法律保護的隱私權？
不過，“兩圈考察”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并非它應當如何解決與倫常法理相悖的矛盾，而在于為何它竟會成為只在中國當前社會出現的獨特監督嘗試。世界政治的文明成果早已經表明，懲治腐敗、肅清吏治，只有民主與法治才是持續有效的制度。一個完善的法治制度與民主社會中，官員的一切收入無所遁形，官員的一切作為也自有民眾與輿論來作評判，獨立的司法系統可以不受行政權力的干擾而調查官員，執政黨更無膽形成官官相護的保護網。中國吏治的現狀，出現了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創新”，恰恰是因為囿于各種障礙而不能迅速直抵這一唯一有效的制度建設——問題越來越嚴峻，有效方案卻遲遲不能接近，所以只能在外圍屢屢逡巡，以形式上的有所進取作為交代，卻往往以實質上的無功而返完成妥協。
因此，以民主監督與司法獨立等核心制度為劍，反腐治吏其實并不需要“兩圈考察”之類的嘗試。“兩圈考察”的突兀存在與急于推廣，恰恰是值得我們擔憂的“創新”。它的命門不僅僅在于未必能夠有效地解決腐敗問題，更在于因此而可能呈現出又一次有所“努力”卻失敗的局面。這影響到的，恰恰是執政黨日益感到危機的執政能力。如果說，“創新”總有積極的一面，那也許來自我們對于中國采用“鳥籠”策略展開經濟改革的理解——每一個新的提法，事實上都是在為徹底打開“鳥籠”作準備。中國吏治重建的大背景是政治革新，能夠為此拉開一點閘門的嘗試才可能真正具有“創新”的意義。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