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中國經濟全年走勢的關鍵是要有科學的方法。所謂科學的方法至少應該做到：周期分析與年度分析相結合，經濟分析與政治分析相結合，基本分析與隨機分析相結合，增長分析與發展分析相結合，速度分析與制度分析相結合，規模分析與安全分析相結合。
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管理系教授顧海兵近日在接受中華工
商時報專訪時指出，2004年中國經濟全年增長速度將高達10％，甚至更高一點而接近于11％，高于1995年的10．5％，成為近10年來最高值。
顧海兵說，判斷中國經濟全年走勢的關鍵是要有科學的方法。所謂科學的方法至少應該做到：周期分析與年度分析相結合，經濟分析與政治分析相結合，基本分析與隨機分析相結合，增長分析與發展分析相結合，速度分析與制度分析相結合，規模分析與安全分析相結合。顧海兵對此作了具體說明。
周期分析依據1980年以來中國GDP增長率的周期波動分析，我國經濟周期大體上在10年至12年，2004年屬于第3個周期的上升期。因此其增長率應不低于2003年9．1％的水平。
政治分析中國經濟在年度波動上受政治因素影響。所謂政治因素是指5年一次的黨代會、人代會以及五年規劃。從統計上看，一般每屆黨代會的最后2年與人代會的第3、4年如1995年－1996年及2000年－2001年經濟增長率較低，低于9％，其他年份高于9％。因此，2004年經濟增長率應不低于9％，估計在10％左右。
基本分析中國經濟的走勢雖然受各種隨機與偶然因素影響，但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巨大，經濟成分多元，地區差異豐富，世界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社會矛盾雖然并不很輕，但并未達到尖銳程度，甚至有所減弱，至少可以說是穩定的。據經濟日報2004年8月12日報道，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6％，僅比去年同期回落2．5個百分點。尤其是行政性宏觀調控，其來勢猛，但持久性弱。因此，從基本面看，中國經濟在2004年沒有理由不穩定增長。
制度分析一般意義上的發展并不涉及制度，但制度對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這種決定性作用首先表現在改革初期。長期的計劃經濟制度壓抑的能量加速度釋放了，如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農村的聯產承包。其次，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由半市場化制度轉向市場經濟制度，如果制度實現了轉型，則其蘊含的能量又將大幅度釋放，但如果制度沒有突破，陷于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的相持階段，則生產力的發展將是有限的，甚至是停滯的。也可以說，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作為制度的標尺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我國市場化改革可以說剛剛及格，雖說對于僅僅20多年的改革而言，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切不可高估自己。從這一點出發，中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易于受到行政性因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經驗上往往表現為逆周期，即經濟已經過熱了，它進一步加熱；經濟已經降溫了，它進一步制冷。從一定意義上講，2004年這一次宏觀調控也稍嫌偏遲。宏觀經濟的過高增長已經觸發了資源瓶頸。從這一點說，部分產業會降速過猛。當然，總體影響不是很突出。這一方面是因為行政調控已經層層磨損，另一方面市場力量已經雄起。因此，2004年經濟增長速度既不可能低于9％，也不可能高于12％，中國的改革或市場化越來越趨于漸進式。
安全分析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當人均收入增長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其規模效應突出。比如不考慮購買力平價，也不考慮歷史上人民幣對美元的高比價，僅以現行的8．2元多人民幣折為1美元計算，當我們人均GDP達到500美元時（1994年），全國GDP總量就達到6000多億美元，超過俄羅斯而位居世界第八；當我們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時（2002年），就可位居世界（并列）第五。因此，這樣的規模就不可能不使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突出。作為大國，必須實施大國戰略，必須強兵富民，必須獨立自主。在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國外國內各種因素，我國經濟的外向度很低，外貿很小，1978年以前，年外貿總額最高的1975年也僅有147．5億美元，1973年以前僅20億至60億美元，外資更少。但改革開放以后，外貿外資發展迅速。外貿2003年突破了8000億美元，2004年預計突破10000億美元；外資每年都在500億美元左右。簡單地按官方匯率計算，外貿與GDP的比率高達60％，在人口超過1億的大國中是最高的，外資與資本形成總額的比率也在10％以上，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外資含港澳臺企業所占份額高達30％，如果考慮技術含量，則對我國工業的影響力可能在1／2以上。考慮到我國GDP中工業占一半，則我國GDP的至少1／4已經直接被外資控制。如果考慮發明專利的數量與質量，我國經濟的自主能力或自我控制力恐怕只有1／2左右。應該說這是相當有風險的，這種風險在平時是看不出來的。強調這一點并不是否定開放，但開放不是放開、放松，更不是給予超國民待遇。從2004年看，我國的經濟安全方面沒有什么大的動作，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出口退稅的分擔調整都是比較溫和的，由此比較有利于我國經濟的規模擴張。（曲力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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