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天玲
“湖北黃州府出蘿卜，有農民挑了蘿卜進城去賣。城門口官府貼著告示，農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邊有個秀才也在看，農民就問他告示上寫了什么。這個秀才非常討厭旁邊這個吃蘿卜的農民。于是他就念：‘湖北黃州府不準吃蘿卜’。農民就趕緊把蘿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罰50’。農民
急忙撿回來，秀才又念道‘撿回罰150。’”這是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講座上講的一個故事。
這次講座中，周教授對此前寫的一篇文章“我為什么回應郎咸平”作了補充，“在改制問題上，應當給國有企業一條路。而不能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說，海爾改制也不行，TCL改也不行，不改被人家買走了還不行。請問國有企業改制應該怎么做？我們總應該給他們一條路走。
周其仁說，蘇聯70年，我們40年的成績可以看出，改革是沒有回頭路的。如果我們采用蘇聯的辦法，每人發一萬盧布開始改革，那算公平嗎？一萬盧布從人均來說是公平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卻不公平。所以說，公正與公平的界定不是很簡單的。
周其仁以聯想集團為例發問，柳傳志到底為其做了多大貢獻，怎么界定，誰來界定？他認為，應該由相關各方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談判。這里面最重要的，是把權力的力量躲開。
他說，如果沒有張瑞敏，哪有現在海爾的無形資產？但是問題是，我們開始搞全國的產權改革，很多其他沒有為企業做過貢獻的人，他們也來要求股份。最重要的問題是，用什么辦法將兩者分開。“我的建議是，讓利益相關各方在一個市場機制下討論、界定這個歷史貢獻”。
他認為，海爾在改制中要得并不多，無形資產劃到職工持股會算600億元，現在租給海爾公司用，每年給10億元，這并不是全拿走。是一個分層，而且進入具體情況，也不會讓你全部拿走的。
最后周教授強調，資產是合作創造的，現在界定產權也要在合作當中界定，這是一個歷史的包袱，誰也別想說對這個歷史不付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