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民工已變成了一個曖昧的詞兒。“欺騙、自殺、跳樓、爬塔吊、賭博、賣淫、強奸、搶劫、裸奔、討薪、性饑渴，訛詐、偷窺、械斗、口吐穢言、獲救、赤裸上身、逃逸、不可求藥、素質低下、饞嘴、呼吁關懷、關愛民工、手腳不凈┉┉”成為媒體報道中的描述民工形象的常用語。諸如此類的用語從媒體中可隨手拈來:
“在京民工長期性壓抑 一年多連續奸殺四名女子”、“七名民工爬塔吊為討薪”、“趙薇渾身臟兮兮像民工”、“為200多元工錢討薪民工錘殺工頭家人”、“因小磨擦大打出手一民工受傷后稱不值”等等新聞標題。
考上研究生，托福考了630分等平常事件，只要掛上“民工”的字眼，亦成為媒體眼中的新聞，加以詳細報道。從另一個側面再次證明了媒體對民工形象的社會偏見。
民工是弱勢群體，作為社會正義、社會良知的新聞媒體，理應是民工群體利益的維護者，而且多數媒體也把其焦點對準了弱勢群體民工，對其進行了大量的報道，義務幫其討薪，關愛其健康，關心其子女，切實維護了民工的利益。但是，慷慨好心的糖果里包含著刻板成見的毒藥：民工就是鄉巴佬，他永遠不可能如城里人那樣文明、聰明、高人一等。這種偏見潛意識地支配著媒體在妖魔化民工形象，在社會語境內捏造可憐、無助、無知、沒有教養、卑下、邋遢、低人一等的民工形象。
可悲的是，媒體捏造了民工形象已在公眾中扎根發芽。筆者驚奇的發現，日常生活中關于農民、民工話題的街談巷議的話語體系中，民工已是“艱辛、勤勞、卑下、非理性、低人一等”的代名詞。
妖魔化、丑化某人、某個群體、社區、國家的形象，就是不顧事實、不加分析貼上惡的標簽，用輿論之棒一棍子打死，使其失去任何辯解的話語權，成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種宣傳策略在二戰期間各交戰國之間，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經常被各國媒體使用，為國際良好的交流、溝通人為制造隔閡，制造矛盾，謀求國際輿論霸權。不幸的是，新聞媒體在道義上援助民工群體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把這種妖魔化的策略運用到紛紛涌進城里打工，為城市繁榮辛勤勞動、默默奉獻的數億農民工身上。這是偏見導致的城市媒體的一個悖論、一個悲劇。
不可否認，由于教育程度、文化程度、家庭教育等原因的影響，進城打工的農民身上存在著許多城里人看不慣的生活習慣、生活習俗，但是，這些習慣卻是他們生活經驗的積累，是社會賦予，是城鄉二元格局對立形成的，而不是他個人賦予他的“個人文化”。社會要現代化，農村要城鎮化，民工要隨鄉入俗，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要廢除。在此過程，城里人、新聞媒體應幫助民工、教育民工養成現代大都市所需要的生活習慣，而不應該嘲笑、丑化他們原有的適應田園生活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在城市和鄉村間制造新的城鄉文化二元對立格局。
有評論說，農民落后，在于文化觀念，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筆者看來，農民落后，農村落伍，農民(包括民工)、農村被社會集體無意識的妖魔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