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8月31日的《燕趙都市報》報道，從9月1日開始，河北省公安機關將開展“人民警察禮儀風采競賽月”活動，涂口紅、佩掛項鏈這樣的細節成為競賽試題內容。試題是這樣的：女民警著裝時是否可以涂口紅？是否可以佩掛項鏈？答案是“不可以”。
自由是保存自我的工具，它是必要的。作為生活在法治國家中的公民
，當然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不違法和不違反相關的與自己職業要求，就應當享有這種絕對的自由。但是作為人民警察的女性，為什么被禁止涂口紅呢？
公安民警有著良好的警風禮儀，能夠增強親和力，拉進與人民群眾的距離。固然在禮儀和日常行為規范方面，公安民警有著許多特殊的要求，《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內務條令》也對此作了詳細規定，如要求公安民警應按照《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著裝管理規定》著警服，保持警容嚴整；應當保持頭發整潔，不得文身，不得染指甲、留長指甲，不得化濃妝；在舉止方面要舉止端莊，談吐文明，精神振作，姿態良好。
我們可以看到，《內務條令》何曾規定過女警察就不得涂口紅？要知道，粗俗不堪的濃妝決不可能和適宜得體的淡妝劃上等號，更不可能和涂口紅等扮靚人生劃上等號。
如果女警察涂上色彩柔和、濃淡適宜的口紅，既能使自己更加靚麗，也能給與之接觸的公眾以賞悅之感，這有什么不可的？不準女警察涂口紅的要求，實在是強人所難和不近人情，其行之不遠的命運也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與其明文禁止，倒不如合理引導向和諧得體的妝扮發展。一言蔽之，女警察能不能涂口紅之類穿衣戴帽的問題最好交給風俗和禮儀之類的社會習慣來控制、約束和引導。
法律上有個著名的“法德消長律”，美國社會學家布萊克在《法的運行》中作了通俗易懂而又恰當適宜的詮釋：“法律(自然包括規定)的變化與其它社會控制成反比”。
也就是說，如果其它因素不變，一個社會中法律(自然包括規定)的數量增多，其它社會控制，如，風俗、禮儀、倫理(這些是“德”外在化的社會形式)等的數量就減少；反之，其它社會控制的數量增多，法律的數量就會減少。這與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的發現是一致的：“當一個民族有良好風俗的時候，法律就是簡單的。”(作者：馬廷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