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說廣東‘民工荒’。”廣東省勞動就業服務管理中心主任王觀玉多次在媒體上表達了這一觀點。
王觀玉的論據有兩個：一是廣東省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今年第二季度的分析表明，需求58.45萬人，求職57.50萬人，供需平衡。二是根據通過對306家企業的調查，只有166家企業反映招用普通
工比較困難，普通工的缺口為8.7萬人。
但是，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日前公布的官方數字卻與省里的說法大相徑庭：深圳目前缺民工30萬人。深圳關注勞工問題的專家、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所長劉開明博士也同意這個說法：僅166家企業就缺了8.7萬名工人，正是說明了“民工荒”確實存在。
對深圳“民工荒”究竟“荒”到何等程度，也有幾個不同版本的數據：一是深圳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官方數字，缺口為30萬人；二是寶安區政府向省里傳遞的一則消息，估計僅寶安區的缺口就達40萬人；三是劉開明博士的推算：深圳關外有18個鎮，每個鎮平均有企業800多家，如果一家企業缺50人，一個鎮就缺4萬人，關外18個鎮的缺口就超過70萬人。這還只是保守的估計，“推算的數據比166家企業缺8.7萬名工人已經低了不少”，實際上，有的廠缺口已經在千人以上。按此推算，整個廣東省缺工在200萬人以上。
經過記者在關外幾天的采訪，發現深圳“民工荒”可能遠比公布的數字嚴重。許多人認為，這預示著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落幕。
【調查】
深圳是“女工荒”
如果說“民工荒”是珠三角地區的普遍狀況的話，那么深圳的情況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女工荒”。在寶安區龍華鎮，一路上看到不少工廠在廠房前扯起大紅橫幅招工，工業區里幾乎每家企業門口都張貼了招聘啟事，不少還寫著名額不限，可是應聘人員卻寥寥無幾。其中，“急需大量女工”的字樣頻頻出現，一家“信達”廠拉出的紅幅就是“大量招聘女普工”，記者隨后采訪了多家企業，十有八九的廠都在為招不到女工犯愁。
在福永鎮懷德翠崗工業園，記者走進了一家名為“華發電子”的工廠，負責招聘工作的女員工告訴記者，女普工最難招，因為廠里訂單多，需要大量的人手，所以有多少女工都可以接收。為了招收女工，公司不但在門口貼招工廣告，同時還到沙井鎮的人才集市上招，但每次都只能招到一兩個人，有一些男青年來應聘，公司又不愿要。
為什么這些工廠只對女工如此“青睞”呢？工廠人事部門普遍表示，主要是年輕女孩子好管理，男孩子多了容易拉幫結派，還會發生打架斗毆事件，所以，公司即便遇到了條件合適的男工，也不愿意要。
“深圳主要就是缺女工。”深圳市人力資源市場相關人士表示，目前企業缺人的崗位多是操作性崗位，而這些崗位都偏愛用心靈手巧的女工，大約占到了深圳工廠全部崗位的80％。不僅如此，由于以往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所以企業在招女工時非常挑剔，只要16－24歲的“黃金年齡段”。對年紀稍大一點的女工，廠方就會擔心她談戀愛影響工作，或者結婚后要休“三期”(孕期、產期、哺乳期)，一般都會辭退掉。所以現在勞動力一出現缺乏的苗頭，“挑食”的深圳企業立即就感到女工難招。
【現狀】
招女工搭男工
職介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據透露，以前職介公司為了與企業拉關系都要給人事部人員一些招工回扣，現在用工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變成企業要出大價錢給職介招工。一位不透露姓名的職介人說，已經有兩三家電子廠因為急著招人，允諾說招到一名女工愿付100元給職介公司。這一現象在業界已不是秘密，一般都是招到一名女工付50—100元。
深圳市寶安區人力資源市場的管理人員也告訴記者，他們現在每天接受20－30家企業委托招工，基本上有50％得不到滿足。其中要人最多的企業要招1200名女工，但是他們四處聯系，每天也最多只能招到100多人。無奈之下，只能對企業進行“搭配”，每供給一名女工，要搭配1－2名男工給企業。即使這樣，還是供不應求。
【困境】
用腳投票，深圳落選
根據記者手中深圳市人力資源市場的一份內部匯報材料分析，深圳出現招工難問題的原因，是深圳的勞動力收入長期偏低。隨著國內其他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地區經濟的崛起，使得內地勞務工外出打工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發財去廣東”，而是“東西南北中”有了多種選擇，特別是流向了長三角地區。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深圳的收入已經不再有什么吸引力。根據今年最新的最低工資標準，特區內今年為610元／月，特區外480元／月，而處在長三角低發達水平的南京地區，今年最低工資標準為一類地區620元、二類450元、三類390元，在11年中進行過13次調整的上海市，今年7月1日發布的統一最低工資標準已經達到635元。而這還僅僅是表面上的數字。由于關外不適用特區內的法律，造成了勞動保障部門很難對企業的用工規范情況進行有效的監督。多名工人私下向記者反映，關外的工廠“都一樣”，幾乎每天都會加班到凌晨，周末也很少能得到休息，這是“誰都曉得的事”。至于最低工資，也只是“應付檢查的東西”。在他們的談話中，經常會流露出在這里打工“沒意思”的情緒。
除了本來就不高的收入，和長時間大強度的勞動之外，讓民工對深圳減分的地方還包括高昂的物價和深圳的治安。眾所周知，深圳的物價高企，生活成本遠遠高于其它城市。即使名義收入差不多，但是深圳的消費會讓民工們的實際收入大大降低。而深圳的社會治安一向不太好，非法職介大量存在，特別是每到年底，都會有許多老板“落跑”，留下一群辛苦了一年卻拿不到血汗錢的工人，要么去堵市政府，要么去跳樓。長此以往，民工們都留下了“深圳不安全”、“深圳騙人”的印象，使勞務工望而卻步，怕來深圳務工被搶被騙，“被黑怕了”。
一名來自四川的工人告訴記者，每年春節回家，親戚朋友在串門的時候，都會私下聊聊一年打工的感受。這樣一來，哪個城市打工賺錢多，哪個城市打工相對容易，都會從四面八方回家的民工嘴里知道得一清二楚。過完春節再出發的時候，去深圳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用社會學的觀點分析，深圳在民工“用腳投票”的過程中，已經落選。
【原因】
勞動力增速減緩
一些學者認為現在的“民工荒”不足為患。既然深圳的勞動力配置已經完全市場化，那么招不夠工的企業自然會提高民工的工資待遇，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讓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曲線重新找到交點，民工荒自然就解決了。因此，大家提出的解決辦法大都是呼吁“資本家”們提高民工待遇。
而劉開明教授認為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他認為，過低的勞動力價格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根據對企業的調查和官方公布數據的分析，在深圳打工的民工總量并沒有出現較大范圍的變動，而是新增勞動力不能滿足深圳需要。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是目前深圳經濟形勢火熱，需要大量的新增勞動力；另一方面是勞動力出生高峰期已過，每年可供給的新增勞動力呈逐年下降之勢。此消彼長之下，勞動力短缺也就成為了必然。
他分析說，如果我們以18歲為勞動力進入市場的最低年齡(實際上要低于這個年齡)，并以28歲為勞動力進入市場的最大年齡，那么，1992－2002年適齡的勞動力的上限是1964年，下限是1984年，這里面就包含了我國人口出生率最高的10年，而在未來的10年里，進入市場的勞動力年齡上限是1974年，下限將是1994年，如果我們將1964－1984年的適齡勞動力與1974－1994的年適齡勞動力作一比較，就可以發現，前者比后者要多得多。1975年為人口出生率的轉折點，1964－1974年出生的全部人口為2億7414萬，而1975－1985年出生總人口不過為2億1830萬，兩者竟然相差有5584萬之多，并且一直到1990年，任何一個年度的出生人口，均要少于1964－1974年。
也就是說，我們所看到的上世紀90年代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表象背后，有很大程度是因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口急速增長的后果，而這是不可能順理成章地推延到下一個10年乃至20年的。所以，一味要求企業老板提高工資，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劉開明認為，深圳在民工的價格和配置上已經完全市場化，但是在對他們的社會管理，特別是社會資源的分配上，遠沒有市場化，而仍然是歧視的態度。這種在勞動力供給充沛的情況下形成的做法，已經不適用現在的形勢。“超低價使用民工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現在的制造業企業必須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