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重拳之下，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成了一個敏感話題。7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的“中國金融國際年會”上將這層關系坦白說穿。他說，為什么資金吃緊之聲喊成一片？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很多時候是個博弈，甚至一些數字如何報、如何統計及使用
都有這樣一個關系。對于流動資金緊，各人會引用不同的數字，這就是GAME。
何止是金融問題，在很多方面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都是一個博弈。這讓人想起前不久關于上海市政府拍賣私家車牌照是否合法的一樁公案。先是商務部高官在央視公然指責上海的做法，上海方面則堅持自己的作法符合上海的情況，并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中央該不該管一個城市拍賣車牌的事？如果該管，又應該通過什么樣的渠道來管？
以至讓人想起國務院對江蘇鐵本事件的嚴厲處理。正如有媒體分析指出，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在維護宏觀調控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以及政令統一方面的堅定決心；另一方面，從這一事件牽涉部門之廣以及受處理人員之多來看，它還反映了如何看待和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問題。
綜觀全世界的國家組織結構，無論是統一制還是聯邦制，中央和地方關系問題都非常復雜微妙。大體上說，統一制有利于國家全面把控和協調發展，而聯邦制則有利于維護地方的獨立自由和多元發展。中國自1949年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使得地方政府在政策方面高度依歸于中央政府，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減政放權”，其實就是加大地方的權力。這一改革中最具代表性的就被經濟學家稱為“財政聯邦主義”的分稅制，分稅制暗含的一個邏輯前提就是承認地方利益確實存在。同時，正如周小川強調的那樣，中央和國務院有宏觀調控的權力與責任。
問題在于，當地方政府擁有了自己的利益談判力之后，中央和國務院怎樣完成宏觀調控的責任？進一步說，中央和地方應該是怎樣處理這種新型關系？一個合理的界線在哪里？
自去年中國經濟漸露過熱景象以來，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溫和措施，未見明顯效果。今年4月9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表示，要進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遏制投資過快增長勢頭。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確定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落實。5月21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加強宏觀調控的決心不能動搖，力度不能減弱，工作不能松懈。
在央行、國務院、發改委等發布一系列通知的同時，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方媒體機構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諸如《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堅持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把宏觀調控政策措施落到實處》、《統一思想，自覺服從宏觀調控大局》等等。
此番宏觀調控效果明顯，但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其中“行政手段過多、經濟手段較少”。從上面列舉的手段看來，行政通知、會議動員和媒體宣傳仍是主要手段，其核心依據仍是“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
在新的博弈關系中，地方政府顯然需要一個比較明確的邊界和更加理性化、制度化的管理，那就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如果用法律的方式來確定中央與地方關系，這既有利于地方政府明確自己應盡的義務，也可以約定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時手中的權力的邊界。一些專家學者多次呼吁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法》的欠缺在此時十分顯眼。
特約編輯：振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