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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齡在9歲到15歲的中國少年，從上海登船出發，目的港是舊金山。從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費留學生，遠涉重洋，踏上美國的土地。
他們便是清政府設立的留學計劃中第一批留美學生。他們的故事，奇異而曲折。
他們是文學巨匠馬克·吐溫
和斯陀夫人的忘年朋友。他們曾受到南北戰爭的英雄———美國總統格蘭特將軍的接見。他們曾親眼目睹了一個神話般的時代：看見貝爾等人發明電話機，看見留聲機在愛迪生手中出現。
他們中的許多人，曾進入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美國著名學府。在這些大學的檔案館，至今還保存著他們的入學登記卡、照片和簡歷，甚至他們贈給同學的留念冊。
這個經容閎———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努力了10年之久，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計劃，原本長達15年之久，卻在進行到第10年時，因保守勢力強烈反對，半途夭折。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經歷了從晚清到民國初年幾乎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他們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戰、1894年中日海戰中陣亡；一些人成為中國鐵路、電報、礦山的開山鼻祖；他們有的是李鴻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凱的顧問。一些人成為清政府的大臣和駐外大使；中華民國的第一位總理也出自他們中間。
然而多年以來，除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中國鐵路開拓者———的故事為人熟知，其他卻語焉不詳。
2002年，我們應邀到哈特福德訪問，研究課題是“幼童留美教育計劃”，在一位又一位對中美關系歷史、對中國現代化歷史懷有熱情的朋友的幫助下，120個幼童的形象，開始在我們眼前逐漸變得栩栩如生；故事的輪廓，被一筆筆勾勒清晰。
“他們不但在體育場上壓倒美國人，還在另外一些場合讓我們心碎”
位于美國東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今天或許是個不起眼的城市。然而100多年前，曾經輝煌一時。它是美國保險業中心、制槍業中心、出版業中心。打字機和手術麻醉藥是在這里問世的。在哈特福德，聚集著有影響的教育家、藝術家、文學家，其中包括1851年寫《湯姆叔叔的小屋》的女作家斯陀夫人、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當年中國留學教育事務局的大樓也坐落在這個城市。
今天的哈特福德高中，是美國歷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學，創建于1683年。包括晚清外務大臣梁敦彥、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在內，曾有28名中國幼童在這里就讀。
“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學時代，奇怪地發現我的記憶中最親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來自中國的孩子。他們擁有迷人的東方氣質，還具有天才般地接納新事物的能力。”
故事的講述人是中國幼童的中學同學，后來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菲爾浦斯教授。1939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傳，其中一個章節的題目是《中國同學》。
這些男孩子穿著打扮和我們一樣，只是頭上留著長長的辮子。他們玩橄欖球的時候，會把辮子藏在襯衣里，或盤在頭上；如果辮子松了，那可是給對手一個太強的誘惑。我們玩的所有的游戲對他們來說都是陌生的；但他們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欖球、冰球的好手，在花樣滑冰場上技術更是超群。當自行車剛剛出現的時候，學校第一個買它的是曾(吳仰曾)。我現在仿佛還可以看到，他騎著這奇怪的家伙在避難山路上走。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當我們玩橄欖球選人分隊時，聰(鄧士聰)一定是首選。因為他又矮又壯，身材天生接近地球，跑動起來像只小獵犬，躲閃的功夫又像只貓。如果說鄧在速度和風度上占優勢，那么康(康賡齡)則是力量型選手。他身材健壯，臉上永遠掛著善意的微笑，他可以穿越四五個美國同學的封鎖，闖過目標線。在棒球場上，曾(吳仰曾)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幾乎沒有能被擊中的可能。
我在高中最親密的朋友是CHO，他嚴肅而莊重，在那個時候已經是一個有教養懂世務的人。在課堂上聽他解讀愷撒是一種博雅的教育。幾乎每個周末，CHO和我都要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獵，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鳥和草地鷺。CHO有一把超過12磅重的獵槍，他可以終日毫無怨言地扛著他的這把寶貝槍，并且具有百步穿楊的好槍法。最后，當這些孩子令人遺憾地被召回時，CHO把他的這把獵槍贈給我，作為我們永久友誼的見證。在中國，聽說他參加了海軍，可后來沒有了下落。我們之間有過幾年的書信往來。(這位“CHO”是曹嘉祥，他后來是北洋海軍鎮遠艦槍炮大副，再后來是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創始人———筆者注)
這些男孩不但在體育場上壓倒美國人，他們還在另外一些場合讓我們心碎。當這些中國年輕人出現在社交場合的時候，就沒有我們什么事了。他們對女孩的態度，有優雅的恭順，是我們學不來的。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歡他們，是因為和東方人共舞的異國情調，還是真的受到他們言談風度的吸引？但事實就是，在舞會上，在一些招待會場，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總是會挑選這些東方男孩。我至今還記得那些美國男孩痛苦的神情，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那些他們心儀的女孩特意地從他們身邊走過，去接受他們的對手———那些中國男孩的邀請……那些中國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因為他們(哈佛大學)總在我們的后面”
鐘文耀是“留美幼童”中富有傳奇色彩的一個人。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祖籍廣東香山，來到美國時12歲。1879年進入耶魯大學之后，他成為了耶魯大學校劃艇隊的舵手。
在一張劃艇隊的集體照上，其他隊員膀大腰圓，只有鐘文耀矮小孱弱。不過身材矮小恰恰是作一名舵手最基本的外型要求。因為劃船比賽分不同重量級，除了劃船隊員自重外，船上其他任何分量都要降到最低，當然也包括了舵手的體重。
鐘文耀在耶魯劃船史上頗有名氣，可不僅僅因為他超人的體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他擔任耶魯劃船隊舵手的兩年，在和哈佛大學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兩次比賽中，耶魯均取得了勝利。
起源于1852年8月3日的哈佛—耶魯劃船比賽，算是歷史最悠久的美國大學校際賽事。到2003年138屆，總比分為哈佛85比53，應該算是大勝耶魯了。因此，耶魯在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次小勝，就更讓耶魯人津津樂道。
作為劃船隊的舵手，主要職責有二：其一，為比賽中快速行進的船掌握方向。其二，使全體隊員動作協調一致，并激發他們的戰斗力。第一條屬于技術活，學會了就掌握了；第二條可就不是太容易了，他完全靠舵手用肢體動作、用特殊的語言去振奮、感染所有的隊員，讓他們斗志昂揚。如果中間夾雜些粗話、叫罵，效果更佳。
面容嫻靜若此的鐘文耀如何擔當此任？
菲爾蒲斯教授在他的回憶錄中，果真記錄了中國舵手鐘文耀令人擔心的那一面。
他比賽時指揮船安靜得像是他們在自己練著玩呢。據說之前教練告訴他，舵手必須要學會斥罵劃船手，大聲指揮，這樣才能激勵他們發揮到極致。而他總是儒雅地坐在船頭。大聲咒罵看樣子不是他與生俱來的天性，他的性格沉悶，甚至有些冷漠。但是，教練對他反復訓練，一遍遍告訴他舵手必須學會大聲呵斥。終于，有一天，他這么做了，據說他突然間開始機械地，毫無重音地，反復地大聲重復著“DAMN！”“DAMN！”“DAMN！”(相當于“他媽的！”)結果令所有的隊員莫名其妙，哄然大笑，最后是央求他停止這羞澀的“叫罵”。但不管怎么樣，結果是，在鐘文耀做耶魯劃船隊舵手的1880、1881兩年間，耶魯隊大獲全勝。
關于鐘文耀的另一個著名的故事就是，若干年后，他偶遇一位哈佛畢業生，當兩人談起哈佛耶魯的劃船比賽時，哈佛生懷疑地看看鐘文耀，說，你見過哈佛劃船隊嗎？鐘文耀頗有風度地承認，他沒有見過。稍作停頓，他說，因為他們總在我們的后面。
“中國沒有死，她只是睡著了，她終將會醒來并注定會驕傲地屹立于世界！”
我們發現了一份1876年6月23日上午一次紀念會的學生演出節目單。在總共9個演出節目中，竟然有4個都是由中國幼童擔綱。
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也舉行畢業班學生講演比賽。發表演說的通常是杰出學生代表。我們從中發現了數份中國“留美幼童”的演說稿。
1878年，梁敦彥(后曾任清政府外務大臣)在畢業典禮上發表了題為“北極熊”的演說，圍繞俄國—土耳其戰爭，分析俄國處理事件的方式。梁把俄國人描繪成穿著警察制服的小偷，有著狐貍一樣的狡猾和老虎一樣的殘忍。如果不遏制俄國企圖霸權的野心，那么不久以后，歐洲將被這一巨大的霸權控制。
“俄國是竊賊！”梁聲淚俱下。他贏得了觀眾雷鳴般的掌聲。當時的報紙說梁被召喚回臺上謝幕，這種情景在哈中歷史上很少發生。
第二年春天，又一度畢業典禮演講比賽。這天天氣惡劣，但絲毫沒有阻止人們觀看60多位男女學生演說的熱情。這天出席的貴賓包括康州教育局長諾索布先生、NEWBRITAIN市長、前任州財政大臣CAMP先生，有廣告商，有康州其他一些中學的校長。這一年有3名中國幼童從“哈高”畢業，他們今天都要參加學校的畢業講演。
哈特福德《每日論壇》報為我們留下了畢業典禮的詳細情景。3位中國學生獨樹一幟，他們身著華麗的絲制長袍：一位是橄欖色緞子，另一位在橄欖色長袍上系著華麗的珍珠色緞子腰帶，第三位身穿非常名貴的淺褐色絲袍，打著黃色緞帶綁褪。為了和服裝款式相配，第三位學生手中還拿著一把扇子，并戴了一頂滿清式的綴有紅鈕扣的帽子。中國學生卓爾不群的打扮無疑要吸引太多的目光。
《每日論壇》評述到，那天最精彩的當屬中國學生黃開甲(耶魯大學肄業，曾任1904年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副監督)的演講。他的題目是講述法國大臣JEANBAPTISTECOLBER(1619—1683)的一生。盡管黃的英語口語略帶口音，但是他極其出色地運用了優雅的表情———尤其是恰到好處的手勢。黃的遣詞造句非常得體，段落組織精妙絕倫，成為當天演講比賽的一個楷模。
緊接著黃開甲出場的是蔡紹基(耶魯大學肄業，后任天津北洋大學校長)。他的演講題目是“鴉片貿易”。蔡說，他最有資格演說鴉片，因為他親眼看到了它所帶來的影響。蔡說在中國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出售名為“神奇撫慰者”、“無價之寶”的鴉片。如果人們知道了服用它的后果，他們就會把它稱作“可恥的污垢”和最可怕的毒藥。蔡展示了一位鴉片癮君子生前和死后的可怕照片，講述了父親們用出賣子女的錢來購買鴉片。
當時，西方一共向中國出售了30多萬磅的鴉片，收入有6000萬美元。出售此毒藥給一個人比用刀謀殺他還要惡劣。蔡談到了鴉片戰爭，從此打開了中國的通商口岸。他認為，雖然中國的政府官員在許多方面需要譴責，但是大英帝國以此方式打開中國的大門其罪孽更加深重。
蔡的講演在結束時獲得了觀眾給予的最富熱情的掌聲。他慷慨激昂地說：“中國沒有死，她只是睡著了，她終將會醒來并注定會驕傲地屹立于世界！”
“他們像久受灌溉培養的樹木，發芽滋長，就要開花結果，難道要摧殘于一旦盡棄前功嗎？”
李鴻章原計劃把留美幼童送入軍事學院和海軍學院，但當若干幼童從美國的高中畢業，準備到大學讀書時，美國政府卻沒有接受中國政府的請求。他們允許日本學生在軍校學習，卻未給中國幼童同樣的權利。此事給中美關系蒙上了陰影。
同時，美國西海岸出現了“排華”浪潮。中國勞工和當地美國人及其他國家勞工的生存競爭，被政客利用，煽動起要求限制華工入境的種族歧視運動。由于美國東部政治家大多主張對華友好，留美幼童暫時置身“避風港”中，但留學事務局卻因此命運莫測。
1880年12月17日(光緒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監察御史李士彬呈遞奏折，指責出洋留學事務局：“出洋學生，原不準流為異教，聞近來多入耶穌教門，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語。”
呈奏當日，奉上諭：有人奏，洋局廢弛，請飭嚴加整頓一折，著李鴻章、劉坤一、陳蘭彬查明洋局劣員，分別參撤，將該學生嚴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李鴻章心情矛盾。他明顯感覺到出洋留學事務局大勢已去———幼童未能進入軍事學院和海軍學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國西海岸排華使兩國關系轉入低潮；而他的洋務事業又急迫需要人才……
這時，容閎為挽救留學事業作了最后的抗爭。當他感到留學事務局的生存受到威脅時，立刻向當地的推切爾牧師求助。推切爾牧師等人首先聯絡美國若干所著名大學的校長，聯名致信清廷的總理衙門。出自耶魯大學校長波特(Porter)手筆的這封信稱：
貴國派遣的青年學生，自從來到美國，人人善用時間，研究學術，各門學科都有極佳的成績。……他們的道德，也無不優美高尚。……他們不愧是大國國民的代表，足以為貴國增光。他們雖然年少，卻都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關系祖國的榮譽，因此謹言慎行，過于成人。他們的良好行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少數無知之人平時對中國人的偏見，正在逐漸消失。而美國國人對中國的感情，則日趨融洽。今天聽說要召令學生回國，真是無比遺憾。對學生來說，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時期。……他們像久受灌溉培養的樹木，發芽滋長，就要開花結果，難道要摧殘于一旦盡棄前功嗎？
這封信指出，各大學對中國學生毫無歧視，他們經常邀請留學事務局的監督到校參觀，可是監督輕視其事，從不接受這種邀請，連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長嚴正否認“中國學生在學校學習，未得其益反受其損”的傳言，認為這種傳言使美國教育和美國的形象都蒙上惡名。他們批評中國政府，對兩國政府當年有正式協議的留學計劃，不加詳細調查，沒有正式照會，突然將學生從校中召回國內。這種舉動，只能損害中國的國體。
推切爾牧師和好友馬克·吐溫還決定到紐約見前總統格蘭特先生，請求他的幫助。
馬克·吐溫描繪過那天的情景：
“過程很有趣。JOE(推切爾)整夜未合眼，準備見格蘭特時的鏗鏘有力的措辭，無可辯駁的事實，并且將它們爛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過是要顫顫巍巍地請求格蘭特在一份給中國總督大人李鴻章的一份請愿書上簽上他的名字。結果是，推切爾還沒有正式開始他的宣講，格蘭特立刻表態，‘我會給總督大人寫一封信，單獨寫一封，給他出具一些更有力的證據；我很了解他，我的話對他會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寫。’轉眼間，JOE(推切爾)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了零。就好像他來向人借一美元，在他還莫名其妙的時候，人家給了他1000美元。”
“在緊接著的那個星期一”，推切爾牧師在日記中寫到：“格蘭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馬克·吐溫那里，從那寄到美國駐華公使館，然后轉交到天津總督手里。信一共有5頁紙，寫得非常漂亮，從他本人的角度出發，直接切入主題，我想一定會起到作用的。上帝保佑它。”
1881年3月10日，推切爾收到容閎的信：“嚴格保密。……格蘭特將軍的信發揮作用了。總督給吳子登(當時留學事務局的監督)的電報讓他不要現在就把學生帶回去，而是咨詢一下陳蘭彬(留學事務局首任監督)。陳和我一同經營了這項留學計劃，他怎么也不可能讓這項計劃流產。……你看你在這項事件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上帝和你同在。我想肄業局已經度過了它最危險的難關。你能否找時間拜訪一下我們的老朋友馬克·吐溫，偷偷告訴他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但一切并沒就此好轉。
3月19日(光緒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鴻章接到陳蘭彬的電報。這份電報顯示，陳蘭彬和吳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問題上發生矛盾。他讓李鴻章決定要不要“撤局”，同時拒絕再管理留學事務。
李鴻章的意見：進入大學的學生應當繼續讀完，其余學生中選擇聰穎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漸撤回；留學事務局的人員可酌裁省費。由于當時已有近60名幼童進入大學，加上“酌留若干”，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數。李鴻章的苦心，由此可見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緒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鴻章致電陳蘭彬，令選擇20名“穎悟純靜，尚未入大書院”的幼童，立刻到各處電報館學習電學，準備兩個月后回國供差，為剛剛開通的天津至上海電報線工程工作。李鴻章此舉，原想一舉兩得：既解了國內電報業發展的燃眉之急，又以這20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動議。他沒有想到，總理衙門正好借題發揮，稱李鴻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遞了“奏請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的奏折。
是日奉上諭：依議，欽此。
1881年7月9日，容閎寫信給推切爾牧師：“昨天又收到一份中國來的急電，所有的疑團全部解開。肄業局結束了！”
“那是我經歷過的最令人心碎的場面”
1881年8月21日晚，避難山教堂。推切爾牧師為即將離開的中國幼童舉行告別晚會。
許多“留美幼童”已經在這熟悉的鐘聲里生活了10年。他們已經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們中有50多人進入了美國各所大學，人生的嶄新藍圖就要展開，可是，命運突然發生了逆轉。
美國輿論密切關注著中國留學計劃中途夭折的事件：
1881年7月15日，《紐約時報》報道：“有跡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國留美教育計劃項目很快就要終止……如果對這個項目的放棄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話，將非常遺憾……這些從中國優秀家庭挑選出來的孩子表現出極高的天賦，處處受到人們的喜愛。”
1881年7月16日，《紐約時報》評論：“提及計劃被終止的原因其實并不隱秘，因為中國的官員擔心，這些沒有保持嚴格傳統教育的中國青年將來無法真正為自己的國家效力。不管當時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國政府開展了這個留學項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對于這項事業的意義遠沒有容閎博士看得那么遠。”
1881年7月23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稱：
不可思議的是，政府認為這些學生，他們花的是政府的錢，就應該只學習工程，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對他們周圍的政治和社會影響要無動于衷。這種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這些孩子已經學會了電報技術，而眼下中國政府還不準許在天朝圣國的土地上建設哪怕是一英里的電線。他們已經學會了鐵路建設知識，而大清國剛剛拆除了國內惟一一條鐵路線。他們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著什么，而他們要把這些危險的學問念頭帶回一個不負責任的獨裁政府那里。這個政權如此的復雜神秘，以至于他大多數高貴的臣民根本不知道這個政權的準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國不可能只從我們這里引進知識、科學和工業資源模式而不引進那些帶有病毒性質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則，她將什么也得不到。
幼童分批撤離美國。第一批幼童離開哈特福德時，在火車站，他們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關注，這個城市的人們已經對這批孩子非常熟悉了。學生們身穿西式服裝，像大街上每天穿著考究的紳士們一樣。長長的黑發編成一條長長的辮子垂在身后，底端細心地卷起放在了衣服旁邊的口袋里。不少人戴著眼鏡，悠閑雅致的神情就像當地的新英格蘭人。許多他們居住的美國家庭的成員都來火車站送別，大家都希望這次召回只是短暫的。
最后一批孩子于9月26日離開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來送行。所有孩子的外套鈕扣眼里，都掛著一條告別的黑白絲線。
10月6日，推切爾牧師收到幼童容尚謙寄來的一張明信片。他說，你那天沒有到車站去送中國學生是非常正確的，因為———
“那是我經歷過的最令人心碎的場面。”
老師望著這個金發碧眼的小姑娘，充滿疑惑地問，你說的是真事還是你編的故事？
“留美幼童”被召回時，有兩人抗旨不遵。其中之一是譚耀勛。他秘密逃跑后，“留美幼童”同學們集體湊錢幫助他。1883年，譚耀勛完成了他在耶魯大學的學業，獲得了在紐約中國總領館的一個職位。但就在這年秋天，他卻因肺病客死他鄉。他死后，葬在曾生活過的美國家庭的墓地里，至今墓碑仍在。
另一人，就是被后代稱為逆子的容揆。他當年的所為，樁樁件件都可謂驚世駭俗。
據說，容揆曾寫信向父親宣稱自己已經信奉了外國的宗教。做爹的哪聽得了這一套，聞罷即暴跳如雷，他寫信給留學事務管理局，請求他們將自己的兒子遣送回國，并表示將痛揍逆子，令其改邪歸正。這件事發生在1880年，離幼童集體被撤回還有一年。
但最終，老父想法沒有能夠實現。在從哈特福德前往波士頓，準備從那里被遣返中國的路上，火車途經春田車站時，容揆稱需要和照顧自己多年的主人道別，但卻從此銷聲匿跡。
他對語言的領悟力極好，他不僅很快克服了英語障礙，而且還熟練地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臘文。1880年要被留學事務局遣返時，19歲的他剛剛從春田中學畢業。由于學業優秀，在中學畢業典禮上，他被選為學生代表發言。這是一種崇高的榮譽。
做出逃離留學事務局控制的決定，需要極大的勇氣。作為一個學生，離開事務局意味著連最基本的生活來源都無法保障。而在當時，容揆似乎已經無法忍受在幼童留學事務局受到的一切——特別是最后一個委員吳子登。
在后來給孩子們留下的回憶文字中，容揆說，“吳子登對于我們膽敢直盯著他的臉的行為感到震驚，居然還敢對他嘴里說出的話不言聽計從。”容揆意識到自己將要回到一個他將永遠遭受此等蹂躪的地方時，他的逃跑就毫不奇怪了。對于這一切，容揆的叔叔容閎不會視而不見。
他委托推切爾牧師和容揆在春田見面，把500美元轉交給容揆，作為他在美國生活學習的費用，條件有三個。其一，他必須進入耶魯大學讀書；其二，他畢業后必須供職于和中國有關的事務；其三，在他經濟獨立的時候償還這筆費用。
1880年，容揆已經被美國哈佛大學錄取，容閎卻堅持容揆就讀耶魯。當幼童被召回時，在所有已經進入美國大學的幼童中，就讀耶魯的占了一半。耶魯大學在1847年率先成立以教授自然科學為主的雪菲爾德理工學院，幼童詹天佑和歐陽庚都畢業于該學院。當年清政府選派幼童留美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們學習軍事、礦業、鐵路、制造。容揆的確是遵從了叔叔容閎的囑托，于1884年畢業于耶魯的雪菲爾德理工學院。
容揆的另一個轟轟烈烈的故事，是關于愛情的。
在春田，他認識了一個比自己小六歲的姑娘梅。他們就讀于同一所高中，容揆寄住家庭的女主人和梅的父母是好朋友。按照當時梅在中學的老師和同學回憶，說梅當時在大家心目中是性格最靦腆的，甚至沒有可能嫁給自己班級以外的另一個男生。然而她卻在春田制造了一個爆炸新聞，和中國人談戀愛。
梅的家庭首先反對。但是反對的方式倒也奇特。梅的爸爸說了一個條件，他讓容揆在一個時間段之內不能和梅見面，也不許以各種方式聯絡。容揆照做了。盡管在他們訂婚的時候，梅的父親早已經去世。他們的訂婚日期在1893年，容揆滯留美國后13年。這是一個馬拉松式的戀愛故事。
容揆的孫子丹納給我們講述了自己的祖父和祖母戀愛的故事：當那個日子來臨的時候，梅在樓上的窗口焦急地等待，她看見容揆朝自己家走來，但步伐非常沉重，而且心事重重。但最終他走到了門前，敲響了家門。在那一刻，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一定會結婚。 1893年，容揆開始供職于中國駐美國公使館，直至1943年去世。 在他的一生的許多選擇中，能夠看出他在兩種文化背景中的徘徊。他一輩子生活在美國，但他始終在中國駐美使館任職，這既是他的叔叔容閎當年資助他滯留美國不歸時提出的條件，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他養育了7個孩子，所有的孩子在美國長大，他沒有教他們中任何一個人說中文，這是在當時的背景下，保護自己的孩子盡量不受種族歧視傷害的一種辦法。但是他卻在7個孩子的名字當中，無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全名YUNGKWAI給了他們，作為中國血統永遠的印記。 容揆的孫子理查德的太太告訴我們，他們的小孫女在學校參加講演活動，把自己高祖父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述給她的同學聽。走下講臺后，老師望著這個金發碧眼的小姑娘，充滿疑惑地問，你說的是真事還是你編的故事？
(特約編輯:Re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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