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拆遷的“幕后故事”真多。最近《暸望東方周刊》第28期報道的《一場“擺平”與“反擺平”的較量》說的是郴州、嘉禾與中央電視臺之間的“明爭暗斗”，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有趣故事”。
說句實話，最初，我的確有點責怪中央電視臺，嘉禾縣委書記周余武一到北京“攻關”，本應在第二天重復播映的關于
嘉禾拆遷《時空連線》就停播了，當時，我的直覺是：中央電視臺被“擺平”了，看來，依靠中央電視臺亦是“沒戲”了……
現在看來，當時的我，的確是錯怪了中央電視臺�！稌磐麞|方周刊》透露的“細節”是：“5月13日，‘公關組’未與央視聯系，直接開始了‘公關活動’。5月14日，《時空連線》有關嘉禾拆遷的第二期節目受到干擾而未能重播。”
這段話的潛臺詞是：聲稱“不擺平央視絕不收兵”的以郴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帶隊的“公關組”在到了北京之后，根據官場運行多年的“潛規則”，根據他們的“公關經驗”，他們并不直接找中央電視臺，而是去找能“管”
中央電視臺（或是能管所有部門）的“有關部門”，或是去找能影響中央電視臺的權勢很大的“有關領導人”，通過他們去“影響”中央電視臺……嘉禾縣委原書記周余武的這一招“靈不靈”？“靈”，還不是一般的“靈”，非常“靈”，于是，就出現了“《時空連線》有關嘉禾拆遷的第二期節目受到干擾而未能重播”之結果。在《暸望東方周刊》這篇文章中用的是“受到干擾”這四個字。受到哪一個部門的“干擾”？受到什么樣人的“干擾”？《一場“擺平”與“反擺平”的較量》文章的作者沒有“細說”。
所以，我就說，這是一個在當今中國常見的、但是經常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
之所以說它是一個“常見的”，就是大凡中央的一些媒體權威（如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臺等）在對一些地方的所謂“陰暗面”要進行揭露性報道時，還沒有等這些記者回到北京，由這些地方領導人組織的“攻關組”已經到了北京，“專攻”能“管”中央媒體（或是能管所有部門）的“有關部門”，或是去找一些能影響中央媒體的權勢很大的“有關領導人”……
之所以說它是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是因為在過去，人們常常指出這種現象的存在，但是，誰也舉不出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來，畢竟這些“有關部門”和“有關領導人”的權勢實在是太大了，一些在中央媒體工作著的人還要在他們領導下工作、生活下去的啊！因而他們就不能說、不敢說、不想說，所以一般都將它作為“細節問題”而“忽略不計”了。
然而，這次《暸望東方周刊》卻是“一不留神”將這個在官場運行多年“潛規則”的“細節”露了出來，不過，露是露了出來，也只是“一帶而過”而已……，
平心而論，對這一“細節”的完全“忽略”，對這篇文章的作者來說，還不能完全丟棄這一官場的“潛規則”，因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于整個社會的風氣而言，對于執政黨的黨風而言，對于腐敗與反腐敗之間的斗爭而言，我們卻不能“忽略”這一“細節”。
譬如，正是由于以郴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帶隊的“公關組”的“公關成功”，使嘉禾縣委書記周余武處于一種高度亢奮的得意忘形狀態：因為央視被“擺平”，他們就感覺到“媒體就是那么回事，不必太害怕”，接著就是最為嚴厲的“反攻倒算”：這些官員回到嘉禾立即變臉，對李會明等3個抵制拆遷的公民予以逮捕，同時召開千人大會，用更嚴厲的方式強行推進拆遷：縣政法委書記周賢勇在會上脫掉上衣，一邊砸桌子一邊說“要搞些什么公益事業也要政府投資，記者會給你投資嗎？惡意和政府作對的，要嚴懲不貸！嚴懲不貸！”一通雷霆之后，這位政法委書記的話讓人瞠目結舌：“你要來威脅我那是不行的，你打死我是謀害國家干部，你來打我，我還手了那是打死反革命分子……”
也正因為嘉禾縣委書記周余武一伙人“公關組”的“公關成功”，使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電視臺部分記者只能采用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在“敵占區”的“敵后武工隊”的戰斗方式，這些記者們只能“按照領導指示在嘉禾悄悄地潛伏下來，他們不住縣城，住郊區農村，整天出去暗訪……”正是由于記者們的“出色的地下工作”，才有后來一系列的震驚全國人民的“嘉禾拆遷”之后續報道，引起了全國性輿論聲討……只是到了這時，嘉禾的這些官員們才知道“大勢已去，無論怎么強大的公關工作都不能擺平媒體了�！�
所以，對總結這次“嘉禾拆遷”而言，“《時空連線》有關嘉禾拆遷的第二期節目受到干擾而未能重播”之“干擾”這一“細節”，是無論如何不能被“忽略”的；所以，不管被郴州市“公關組”“公關成功”的“有關部門”級別是多么高，或是“有關領導人”的權勢是多么的大，也必須向全國人民“說清楚”以下這些問題：以郴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帶隊的“公關組”是怎么向你們“攻關”的？他們在“攻關”時使用了哪些手段？你們為什么聽信他們的“攻關”？是以“組織名義”還是以“個人名義”向中央電視臺施的壓？從現在的結果來看，你們又是怎樣重新認識對中央電視臺的“施壓”的？在自己的今后工作中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防止地方“攻關組”在北京的活動？……
肯定地說，我所提出的上述這些問題因為是涉及到“比較高的高層”，因而是比較敏感的、比較刺耳的，有些問題也的確有點“無的放矢”（因為我的確不知道郴州市“公關組”所“攻關”的是什么樣的部門或者什么樣的人），盡管這一問題經常被人們所“忽略”，但是，我還是要將這一問題提將出來，為何？就是因為“地方攻關組”向“比較高的高層”進行“攻關”的現象已經不是個案，在北京其存在亦是“有年頭”的了，此種現象若是不能解決，對執政黨的黨風之影響是比較大的，對“有關部門”的權威是有影響的，對整個社會的反腐敗是有干擾的。
當然，我更想到的一點是，從實質來說，《黨內監督條例》乃是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所作的“最公開的承諾”：在中國不存在不能監督的“有關部門”，也不存在不能監督的領導人，所以，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想“監督一下”被郴州“公關組”“攻關成功”的“有關部門”或“有關領導人”，因為向北京的“比較高的高層”之“攻關現象”的確是一個應該重視、應該治理的問題。（邵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