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１１日，“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題是：“紀念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１０周年——遵守承諾。”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我國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人口素質偏低，結構不盡合理，人口安全隱患大。到２００３年底，我國總人口已近１３
億，人口壓力極為沉重。另一方面，從上個世紀７０年代初開始，我國堅持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政策，用短短２０多年的時間有效遏制了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走完了一些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人口轉變之路，全國累計少生３．３８億人，從而使我國/１２億人口日”推遲了整整９年，使“世界６０億人口日”推遲了４年。
專家認為我國人口結構面臨六大問題
在進入穩定低生育水平后，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必須逐步實現從人口數量控制為重心，向人口結構優化為重心的重大轉變。專家認為，當前我國人口結構優化面臨六大問題。
湖北省副省長、著名人口經濟學專家辜勝阻９日在紀念世界人口日專家座談會上說，人口結構的優化，包括人口區域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文化結構、素質結構、產業結構等諸多方面。進入新世紀，我國人口結構面臨以下六大問題：
一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男女性別比達１１９．９２，江西、廣東、河南等省超過１３０。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不僅不利于形成小孩成長的良好性別生態環境，還會帶來結婚年齡段婚配難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二是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目前，我國每年有８０萬－１２０萬的出生缺陷嬰兒，平均每３０至４０秒就有一個缺陷嬰兒出生，這給優生優育工作帶來嚴峻挑戰。
三是人口老年化。英國等發達國家從成年型社會向老年型社會轉變用了８０年，同期人均ＧＤＰ為５０００美元到１００００美元；而我國完成這種轉變只用了２０年左右，人均ＧＤＰ只有１０００美元左右，“未富先老”現象在上海、大連等大都市表現突出，將給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帶來嚴峻挑戰。
四是人口的機械遷移帶來的社會問題。流動人口的機械遷移尤其是非家庭性遷移造成“留守小孩”等社會問題。
五是流動人口子女問題。流動人口子女最大的問題是教育問題，他們存在著邊緣化危險。有人說多辦一所學校，將來就少建一所監獄，但簡易民工子弟學校很難與正規公辦學校相融合，而公辦學校即使向民工子弟開放，由于農民工收入與市民相差太大，貧富差距懸殊也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六是艾滋病等傳染性疾病的增長對我國人口安全帶來嚴重影響。目前，我國艾滋病傳播人群已從重點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并已進入快速增長期。
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任重道遠
我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已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進入穩定低生育水平階段。但目前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治理工作任重道遠。
湖北省副省長、著名人口經濟學專家辜勝阻在９日舉行的紀念世界人口日專家座談會上說，進入低生育水平后，在穩定當前低生育水平的基礎上，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心，要從過去的數量控制向人口構成優化方向轉變。
出生嬰兒性別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嬰對應的出生男嬰數。我國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這一數值為１１９．９２，即當時平均每出生１００名女嬰相對應地出生了近１２０名男嬰，這大大偏離了１０３－１０７的正常范圍。與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相比，上升了８．５個百分點，比正常值高出近１４個百分點。
湖北省２０００年出生人口性別比高達１２８，最近幾年來雖然有所下降，但絕對值仍在高位運行。據統計，全省１７個市（州、區）中出生性別比在１１０以上的有７個，二孩出生性別比最高的達３３７∶１００，１０２個縣市中出生性別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２９個。
辜勝阻說，目前人們少生的觀念已初步形成，但重男輕女的性別偏好沒有多大改變。解決性別比失衡問題比人口數量控制的難度更大、任務更艱巨。首先，在數量控制仍然嚴格的前提下，性別選擇成為人們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其二，性別選擇的控制難度比出生人口的控制要大得多，性別選擇往往于無形中就可以完成；其三，家庭作為生育行為的微觀主體，在控制孩子數量問題上，也面臨成員數量過多、撫養負擔過重等壓力，與國家要求基本吻合，而在性別選擇上，有著性別偏好的家庭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與國家和社會利益并不一致。
湖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楊有旺說，性別比失衡將使未來少年兒童成長在一個不正常的“性別生態”環境之中，對其正常心理和生理發育會產生諸多負面影響。同時，將帶來結婚年齡段婚配困難、社會孤老數量和比例增加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很難在短期內根除，必須多部門配合，綜合治理。黎昌政、向秀芳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