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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動機
小李是今春非典疫情中北京確診的第一例非典患者。剛滿20歲的她，曾在去年非典肆虐京城時，作為一名呼吸科護士進入發熱門診，穿著厚厚的防護服為后來被確診的發熱病人扎針喂藥。
一年之后，這個平凡的姑娘卻在護理“肺炎”病人時感染上非典病毒，之后，這個病毒又很
快傳播給她的父親、母親、姑姑，甚至同病室的病友。一時間，躺在病床上的她成了疫情傳染鏈中最重要的一環，成了新聞追逐的焦點和社會關注的對象。
5月27日下午，治愈非典，解除醫學觀察后，小李回到老家———在北京以北三百多公里以外的一個河北小山村———她意外地道出兩個月來的人生轉折和感悟。
人物檔案
小李(應采訪對象要求采用化名)，20歲，女，河北豐寧人。
2002年10月14日進入健宮醫院呼吸科擔任護士。
2003年5月初，進入發熱門診，曾照顧發熱待查病人，后被評為北京市衛生局抗非英雄護士。
2004年3月末，因照顧曾經在病毒病所實習的安徽非典患者宋某而被感染。發病后曾經輾轉于健宮、人民和地壇三家醫院。
4月22日，被確診為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例。
5月2日出院，回到健宮醫院接受隔離，進行醫學觀察。
5月27日，回到河北豐寧家中休養。
沒想過自己會得非典
《新京報》：這次回家團圓，離上次你回家是不是很久了。
小李(以下簡稱李)：快半年的時間吧，我2002年10月到健宮醫院工作，之后的兩個春節因為值班，都沒有回家，所以今年2月份就把假攢在一起，過完年回家看了看，沒想到這么快又因為這個原因回來了。(說完,抿嘴笑了一下，低下頭去)
《新京報》：你是什么時候感覺到自己發熱的？
李：是4月5日，因為頭一天我去豐臺上自考的補習課，晚上下課已經是7點多鐘，我又站在路邊等了很久的公交車，感覺好像吹了風，不太舒服。那天我測了自己的體溫是38℃，我以為自己是感冒，就吃了些感冒藥，認為堅持一下就好了。沒想到，到了4月7日早上，難受得特別厲害，我想當晚的夜班自己肯定是撐不住了，就讓宿舍的人幫自己請假。到了下午，燒到了39℃多，科里安排我去拍了胸片，我記得，當時胸片的結果是肺炎，不排除結核。當時我心有點著急了，因為結核是一種傳染病，我不希望是結核，只是肺炎的話，我很快治好就可以工作了。
《新京報》：以前你得過這么厲害的病嗎？
李：沒有，我身體一直很好。
《新京報》：連續幾天高燒不退，你每天又接觸呼吸病病人，心里害怕過嗎？
李：在我們科里，我給人的感覺一直是最健康的。去年非典的時候，我周圍許多人都很害怕，還有同學在我進發熱門診之前給我打電話，說太可怕了，你別再干護理了。
我雖然也有過一瞬間的擔心，但那就是一瞬間的想法，進入了工作狀態，緊張就讓我想不了那么多了……這一次也這樣。醫院領導、同事，對我的病情都非常盡心，第二天，我們科主任和護士長帶著我的胸片去(宣武)區結核病防治所復查，積極地給我治療，我當時特別放心；而且我們從去年非典以來一直在組織培訓———怎樣消毒，怎樣處理病人的糞便防止院內感染。我當時想，自己是嚴格按照要求去做的，只要防護得當，就不會被感染呼吸道傳染病，包括非典。
懷疑自己患非典時愣了一下
《新京報》：后來你的父母同時來到北京照顧你，是不是當時你感到自己的病情已經特別嚴重了？
李：是很嚴重，除了發燒，先出現了消化道的癥狀，嘔吐、拉肚子；后來又開始氣短，憋氣，每天幾乎吃不下東西，靠打點滴和吸氧維持。最初是我姑姑在照顧我，后來我的病情一直在加重，我姑姑的孩子快要中考了，我不忍心再讓她受累。護士長看到我的病情，也跟我說應該給家里的父母說一聲，讓他們知道情況。于是，4月8日，父母親就趕到北京來了。他們來的時候，我已經病得有點迷糊了，媽媽就開始整日整夜守在病床前照顧我。
《新京報》：可是后來你的病情繼續在加重。
李：我記得我媽媽剛來的時候，我還可以自己拿著點滴瓶，扶著墻摸索著上廁所；后來，我媽媽就得攙著我上廁所了；再后來，我就只能躺在病床上，我媽媽拿著便盆給我接大小便了。
《新京報》：從4月5日發病到4月14日因為病情危重被轉入人民醫院重癥監護室搶救，憑著你自己去年在發熱門診照顧非典病人的經驗，難道始終沒有懷疑過自己的病情？
李：我也問過，包括我媽媽也問過，可是后來因為我病情已經很嚴重，醫院的領導和同事可能是為了寬我的心，一直都沒有告訴過我每一次的檢查情況。我只是不停地在接受各種檢查，會診，睜開眼睛，看到大家的神情都很焦慮，看到母親在門外哭……后來好像有一次，我突然清醒了一下，想到我自己在發熱初期曾經自己去做過一次血相，記得白細胞是降低了，想起非典患者也有這個特征，我愣了一下，但一瞬間又過去了。
曾經擔心大家怨恨我
《新京報》：什么時候明確知道自己得上了非典？
李：是4月21日下午，當時我的病情好轉，已經從重癥監護病房轉入普通病房，我可以自己扶著墻或讓我媽媽攙著走一點路了。那天下午，醫生讓我獨自到他辦公室去，沉默了一會兒，他跟我說，你的非典抗體檢測結果是陽性。我當時就窘住了。
我懷疑自己沒有聽清楚，又重復了一遍他的話，“我的非典抗體檢測是陽性？”他點點頭，好像又說了些什么，我沒有聽清楚，一下子也不知道該說什么好……回到病房后，我躺在病床上，看看周圍其他的病人，看看床邊的爸媽，突然感到很無助。后來我悄悄地對爸媽說，“我得了非典，以后你們別接近我了。”
《新京報》：后來，好像西城區和人民醫院很快就對你采取了隔離措施。
李：是的，我和我父母很快被轉到樓下隔離，那時我媽已經開始發燒了。大概晚上六、七點鐘左右吧，不斷地有人來問我情況，給我做流調，有醫生，也有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他們都穿著防護服，我努力回憶著回答他們的問題，把我手機里所有的電話號碼及近期接觸過的人提供給流調人員。我還回憶起自己曾接觸過兩個發熱病人，其中一個就是后來被確診為非典的宋某。我當時想到，自己可能得非典了。
我一下子想到這些天來照顧我、看望我，接近我的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突然覺得很尷尬，我擔心———我擔心大家會怨我……特別是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她是另一家醫院的，就在我初步確診的幾個小時前，她還去看過我……
爸媽、姑姑他們最無辜
《新京報》：當你回憶起宋某時，你怨恨過她嗎？
李：作為個人來說，我沒法怨恨她，因為護理她是我的工作，她患非典的原因雖然現在還沒有查清楚，但也是因為她的工作的性質。所以沒什么好怨的。一個人躺在床上時，想起爸媽、姑姑，同病室的張某，覺得難受，畢竟他們是最無辜的。
《新京報》：是很尷尬的那種心情對嗎？不知道該去怨誰，卻有說不出的委屈。
李：是啊，我其實一個人在地壇醫院的時候也想過很多，我不是怨恨宋某，她其實也很可憐的，母親也死了。有時候我甚至會回憶起她躺在病床上的樣子，發熱得很厲害，臉上的表情和眼睛里全是痛苦。但我就是覺得，她當時太倔強了，不配合我們的治療，說是回安徽繼續治療。
既然當時在病毒病所工作，為什么有了發熱癥狀還不在意，還要安徽、北京來回跑呢？如果當時不是傳染給我，而是傳染給火車上的某一個人，可能疫情當時就會蔓延了……
想繼續在北京生活并找到有緣人
《新京報》：有很多人在你生病的時候還關心你，這其中，是不是也有你的男朋友？
李：我還沒有男朋友。而且，我想，我得了這個病之后，兩三年之內估計找男朋友都很難了，我也不會在這個時期內找男朋友的？
《新京報》：為什么？是怕他不能接受嗎？
李：肯定有這方面的原因。包括再回到醫院工作，肯定和以前的圈子會疏遠一些，會一個人承受一些東西。別人都會有看法，更別說很親近的男朋友了。而且我患病期間身體受過多次X光的照射，還用過激素，也要對別人和自己的孩子負責任啊。
《新京報》：經歷非典之后，你認為自己的生活會有了什么改變？
李：我想，我不會再畏懼什么事情了。但我想我還是會去做護理工作，因為我真的挺喜歡這個工作的，你知道嗎？從我選擇護理專業那天起，我就一直喜歡護士的那身衣服，看上去那么輕柔，那么純潔(笑)；我也喜歡護理病人，看到一個病人又一個病人在大家的照料下一點一點地好起來，就特別高興。
《新京報》：生活中就沒讓你擔憂的事了嗎？
李：對家里來說，我覺得我的責任更重了。當我們患非典的時候，家里的田地、豬、牛全賴村里的人幫我們照料，現在父母親雖然好了，但身體還很虛弱，可家里的活得等著人去干。所以我希望快點好起來，能幫家里干點活。
《新京報》：對未來你有什么憧憬和希望？
李：希望能把以前大專的自學考試課程繼續下去，希望將來能夠繼續在北京生活，希望能找到一個有緣分的人。
責任編輯：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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