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張仁貴是靜悄悄地離任的，一起工作多年的部下們說，走時他連招呼都沒打一個。2月15日，海寧大火，40人死亡；4月24日，就在中海油、吉林、密云等領導先后引咎辭職后，海寧官員開始私下傳說，市長張仁貴也要“下課”；26日，市長遞交辭呈；29日，海寧市人大常委會通過；30日，市委市政
府正式宣布。
這是4月中國官員引咎辭職風潮中的一例。當媒體紛紛激賞“官員問責制”、期盼官場氣象更新的時候，作為發生地的海寧，百姓的反應如何？官員的真實心態又是怎樣？
5月12日，記者來到這個聞名天下的觀潮勝地。
“撤職”也算有個交代
在海寧的一個老茶館里，喝茶搓麻將的老人七嘴八舌地對記者講：“市長？個子小小的，好像做了沒多久吧？”“撤職好，也算有個交代。”“也怪不得他，運氣不好，叫他碰上了……”
幾乎所有議論的百姓都下意識地用了“撤職”兩字，其實，張仁貴是主動辭職的。海寧市人大常委會以2票反對，2票棄權，16票贊成，通過了他引咎辭職的請求。據說，不少代表是經過了一番思想斗爭后才投了贊成票的。
事隔兩月，海寧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已經從火災轉向了由此導致的“官員下課”———除了市長，市委書記馮水華黨內警告處分；事故發生地的黃灣鎮黨委書記宋新華撤職，鎮長許林海撤職；五豐村黨支部書記平建華、村長祝福金留黨察看一年，職務解除。
42歲的張市長，嘉興人，去年當了9個月代市長，今年2月正式出任市長，之前還當過海寧市組織部部長、副書記。一位快退休的官員評價：工作兢兢業業，點子不少；他的屬下說：挺有能力，思路相當清晰；當地一位民營企業家說：為官正派，不做市長，倒可以交朋友了。
市長做了一年多，不說其他，招商成績有目共睹。去年海寧提出“經濟重點抓工業，工業重點抓引資”的口號，一年實際利用外資突破1億美元；今年年初又確定為“招商引資年”，一季度合同利用外資1.55億美元，同比增長近500%，在海寧的發展歷程中頗為罕見。還有一件事為海寧官員們津津樂道———去年下半年開始，還是代市長的張仁貴親自帶隊，緊盯著臺灣的一個液晶顯示器生產項目，十幾個億美元的投資，誰也說不清市長離任會不會影響這個大家盼了一年多的項目。
市長走了十來天，官員們議論了十來天。有的說，市長走時只跟幾個人打了招呼，“有空了來看大家”；有的猜測，市長年輕有為，三個月后準保走馬任新職；還有的說，市長回家后，心情挺不好，手機就沒再開過———這是事實，記者直到發稿前也沒撥通他的手機。
官，不好當了
官難做了！張仁貴“引咎辭職”之后，海寧市不少官員都大發感嘆。海寧市政協的一位干部說，“升遷憑政績，處罰看責任，這是慣例，但現在即使不是瀆職，失職、指揮失誤等直接過錯也要受罰，規則變了。”一位正科級干部嘆道，“不確定的事件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一旦發生就是‘一票否決’，就算你的工作再出色也沒用場了。”
據說，黃灣鎮黨委書記、鎮長離任前，挨村去道別，當時不少人哭了，連有的遇難者家屬都說：“天災人禍的，怎么怪得上你們呢？”而對于市長的“引咎辭職”，不解和迷茫的情緒更是普遍。
其實，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處理意見中，對“責任”有明確說法：“事故反映了當地領導在工作中有薄弱環節”———其一，整治迷信活動場所只重視階段性專項清理，忽視經常性管理；其二，社會管理、精神文明和綜合治理等工作責任落實不到位；其三，農村基層文化陣地建設相對滯后。
“三個問題，確實條條切中要害，”一位多年從事文化管理工作的官員說，“可是以前誰也沒有因為這些籠統的責任而下臺的。”另一位資深的老干部分析說，以前干部下臺，或有經濟問題，或有明確責任，但今后，“當官的不僅要負具體的責任，還需要肩負政治道義上的責任，也難怪有些官員一時不能適應。”
長久以來，把官員升遷和政績優劣緊密掛鉤的心理已經非常深刻，當官員們發現還需要為政治道義或輿論壓力負責之后，不免有些茫然。“因為缺乏對政治上道義上負責任的傳統，大家就覺得不可控的因素導致了政治生涯的失敗是難以接受的。”當地一位企業家說。
對于張仁貴的“引咎辭職”，官員們除了有些迷茫，更多的是緊張。如今一有風吹草動，轄區一把手都不敢掉以輕心。近日海寧附近地區的某企業出了個小問題，一把手立即連夜趕赴現場。“以前是不會這么重視的。”當地媒體同仁說。一頭是發展，一頭是安全，前者管升官，后者防丟官，如今官員兩頭都不敢疏忽。
官員要習慣“下課”文化
記者：最近官員“引咎辭職”不斷，媒體大多為此叫好。可在當地，官員和百姓的反應并不像媒體那么熱烈，這是為什么？
陸建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這說明“問責制”需要把撤職和辭職分開來，并且保證問責過程必須合法透明，現在人們還是把“引咎辭職”當成一種行政處分，而不是個人的自主行為。當然，或許這是因為“問責制”和中國多年來的行政習慣不符，因此一開始會引起一些不適反應，但相信最終能被大家坦然接受的。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這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新的游戲規則對一些官員可能還會產生“消極工作”、“竭力掩蓋事故”等負面影響。但是如果建立一套完整的問責程序，而不是權宜之計，大家將會逐漸習慣，問責制也將會越來越“專業”。
記者：將升遷和政績掛鉤的社會心理已根深蒂固，一些官員覺得發展的壓力已經夠大了，現在又要對政治倫理和道義負責，覺得既不解又委屈。
陸建華：官員有這種壓力是正常的，我國缺乏類似的政治習慣。當然，如何負起政治倫理和道義責任也要具體分析，是否要一把手承擔，要看事件的代表性，不能硬套。
毛壽龍：對于官員來說，今后要逐漸習慣對政治倫理以及輿論壓力負責的機制和環境，對于“問責制”來說，則要避免兩個誤區：一是流于形式，淪為作秀；二是矯枉過正。如果一窩蜂“問責”，不建立多重標準體系來評判一個官員，好制度也會走向反面。今后的官將會越來越難做，這是趨勢，也是好事。
本報記者 張斌
編輯 張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