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的重慶開縣川東北氣礦特大井噴事故，到最近的江蘇鐵本鋼鐵公司違規建設鋼鐵項目案，一批負有責任的官員或引咎辭職，或被責令辭職，紛紛丟掉了“烏紗帽”。如此嚴格的責任追究力度為官員們敲響了警鐘，讓公眾為之振奮。而且，隨著《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的實施，今后在一些重大的事故和事件發生后，負有
領導責任的官員將不能以糾正、檢討等方式輕易過關，他們的職位可能將因此不保。
不過也要看到，辭職只是對行政責任的追究，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官員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官僚主義、馬虎草率，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所以，此時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法律責任。
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廳長陳連福昨日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引咎辭職和黨紀處分并不影響檢察機關對官員刑事責任的追究，即使官員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檢察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如果發現官員構成職務犯罪，照樣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最高檢察機關作出這樣的表態是有針對性的。在過去，按照規定，很多責任事故和事件的調查黨政有關部門有權先行介入，如果通過調查認為有關官員涉嫌玩忽職守或徇私舞弊，將提請檢察機關介入立案偵查。但在不少時候，不少地方，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出于淡化事件影響的考慮，對責任官員有所偏袒，只注重于追究責任官員的行政責任，回避追究官員的法律責任。比如，曾經給阜陽造成數億損失的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是因為經濟犯罪而被判死刑的，他的“惡意瀆職”并沒有得到法律上的追究。
正如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廳長陳連福所說，職務犯罪偵查難度較大，查處的過程和時間較長，必須要把責任關系搞清楚后，才能確定是否符合職務犯罪。是的，由于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對于玩忽職守罪的界定比較籠統，司法實踐中，查處政府失職和行政不作為造成嚴重事故和惡劣事件的案例也較少，這些都給追究辭職官員法律責任帶來操作上的不便。
所以，為了防止出現行政責任追究替代法律追究的現象，有必要在制度上進行改革和完善。如建立檢察機關與政府監察機構、紀檢部門的工作協調機制，在一些事故和事件的調查中，讓檢察機關同時參與調查，盡量避免責任追究案源的流失；對玩忽職守罪進行最新的司法解釋，擴大玩忽職守罪的內涵，明晰玩忽職守罪與一般行政失職的界線，讓一些典型或重大的政府失職和行政不作為成為法律打擊的對象。如這次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以及江蘇、安徽出現的“癌癥村”現象，都與有關官員和政府部門在食品安全與環境保護工作中的失職行為有關，這些官員是否該負法律責任，法律無疑應該有個說法。本報評論員于平（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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