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晚報報道】
繼在家鄉沈陽成功“打假”獲賠15萬元后，那英又高舉著“打假”旗幟來到南京。與上次的親自出馬不同，那姐這次改變策略，不僅以“每小時2500元”的高價聘請了兩位上海律師，還動用了公證機構為自己的“打假”行動助威。
記者昨從有關方面得到證實，兩位上海律師在接受那英的委托后，于去年8月
1日以普通消費者的身份，分別在南京某書店和位于南京北門橋附近的南京麗影音像部購買到兩種涉嫌侵權的CD光盤。
其中，在某書店購買的CD，彩色封面上印有那英的姓名和肖像，專輯的名稱是“那英——成名金曲珍藏版”，盤芯標有“愿賭服輸”；而在南京麗影購買的CD，封面為“那英——我不是天使”，盤芯標有“網上流行”等。又經過對上述兩種CD的光盤生產源識別碼辨認，確定了“廣東威雅光電有限公司”和“珠海經濟特區海納激光制作有限公司”兩家復制商。
那天，與兩位律師同行的，還有南京市公證處的兩位公證人員，他們當場對律師的購買經過及購買的CD數量、名稱進行了公證，并出具了相當正規的公證書。
目前，這兩位律師已以那英本人的名義，分別以某書店和麗影音像部兩家銷售商為第一被告，以廣東威雅、珠海海納兩家復制商為第二被告，向南京市中級法院提交了兩份訴狀。訴狀中稱，上述兩種CD中各有16首曲目的“表演者權”均為那英所有，而4名被告在未經那英授權許可的情況下，擅自復制、銷售，嚴重侵犯了那英的合法權益，并給她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因此要求法院判令上述兩組、4被告承擔“停止侵權，立即銷毀并停止出版、發行、復制涉案的侵權音像制品；在《法制日報》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各2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各5萬元、調查被告侵權行為合理支出各5萬元，共計60萬元，并承擔全部訴訟費用”。
據知情人士透露，那姐此次聘請律師維權的薪金是按小時計，每小時高達2500元，但最高限額不能突破5萬元。目前此案尚未開庭審理。
律師：書店當被告實屬偶然
那英南京“打假”為什么舍近求遠請了兩位上海律師？為什么請來公證人員現場公證？兩家被告是如何被選中的？對于此案代理律師有什么看法？帶著種種好奇，記者電話采訪了其中一位姓劉的代理女律師。
不知是否因為涉及到“名人”的關系，劉律師回答記者的提問顯得十分謹慎。她說，當初選擇被告“對象”完全是隨機的，剛好“走進去”并且“看到了”就“買了”。他們確定那兩張CD屬于“盜版”的依據，一是封面印制粗糙、二是有關音像出版物的標識不全、三是根據兩種CD的光盤生產源識別碼確定的“復制商”不在已授權范圍內。
對于自己為什么會被那英選擇成為此案的代理律師、究竟是那英的經紀人代為委托、還是那英本人親自委托等問題，劉律師均以“當事人的委托渠道不便透露”為由“擋”了回來，只是簡單地回答那英的委托方式是“特別委托”，也就是“全權委托”，他們可以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全權代表那英處理官司上的事。說到取證時有公證人員到場的原因，劉律師說這是為了讓他們辛苦取到的證據更具證明效力，并說這種取證方式在當地已經十分流行了。
說到案件的具體內容，劉律師說4位被告復制、銷售未經授權的音像制品，侵犯的是那英本人的“表演者權”，根據《著作權法》的有關規定理應承擔賠償責任。至于銷售商和復制商之間的責任分擔，則應由法院來判決了。
南京某書店：未接到法院傳票
一向以“絕無盜版”姿態示人的南京某書店怎么會出售“涉嫌盜版”的光盤？帶著疑問，記者昨天專程登門采訪了該書店的有關負責人。
下午2點，記者首先來到位于該書店的音像柜臺，找了很久才在一個偏僻的角落找到那英專輯，但所有CD上的標識齊備，卻沒有發現那英訴狀中提到的那種“涉盜”版本。
得知那英以該書店為被告提起訴訟的消息，接待記者的書店有關負責人顯得十分意外，并說公司目前尚未接到法院的傳票。據回憶，去年8月1日的確有人從書店音像柜臺買走了一盤那英的專輯CD，后來才知道他們是律師，隨行的還有兩位公證處的公證人員。但那是一張那英五六年前的舊CD，和一批作為“舊貨”處理的其他CD擺在一起，目前這種CD早就在書城里“絕跡”了。
對于書店被告“出售盜版”一事，有關負責人覺得很冤枉。他說，目前將一盤CD擺上書店的音像柜臺，起碼要經過3道“防盜”封鎖線。首先，書店的CD全部是從正規的音像出版社直接進貨；其次，出版社必須提供每種CD的版權證明；第三，出版商還必須和書店簽訂擔保合同，并注明出現“盜版”后的責任分擔。
對于官司的具體問題，負責人說這是書店法律顧問的工作，由于職責所限他們不便發表看法。(毛蕾 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