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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瀉強虜中國勞工案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放棄上訴
宣判完畢，法庭內立即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原告王成偉老人的眼眶濕潤了，他手握寫有“打贏了國家和企業”的橫幅，向協助他們打官司的志愿者說：“真的很感謝大家�！�
本報記者吳珊/綜合報道
日本新瀉地方法院3月26日判定，日本
政府和當地的一家海運公司應當向12名在二戰期間被綁架到日本做苦役的中國勞工支付總額為8800萬日元(約合83.03萬美元)的賠償。
這是日本法院首次明確認定日本政府對在二戰期間綁架中國勞工服苦役負有責任，同時也是第一次判處日本政府和企業同時向中國勞工進行賠償。消息傳來，已經78歲高齡的沈陽勞工張連信興奮地連連說：“太好了，太好了。我們吃的苦總算有了回報。”
每位中國勞工獲賠7.55萬美元
在新瀉訴訟案中，被告日本政府和有關企業強調，中國勞工的訴訟已經過了賠償追訴期限，賠償請求權已經消失。但新瀉地方法院認為，中國勞工提起訴訟需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但當時的社會環境等客觀條件讓人無法完成這些準備，勞工們客觀上無法提起訴訟。
新瀉地方法院審判長片野悟好在宣布判決時說，將勞工綁架到日本做苦役本身就是“日本政府和企業策劃并實施的不法行為”。此外，這些中國勞工被綁架到日本新瀉后，被迫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為新瀉臨港海陸運輸公司工作，而日本政府和新瀉臨港海運公司沒有為這些勞工提供必要的安全條件，所以必須向每位中國勞工支付800萬日元(約合7.55萬美元)賠償費。
宣判完畢，法庭內立即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原告王成偉老人的眼眶濕潤了，
他手握寫有“打贏了國家和企業”的橫幅，向協助他們打官司的志愿者說：“真的很感謝大家�！�
對日本國家“十分嚴厲的判決”
與以往任何一次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一樣，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日本政府和新瀉臨港海運公司一再狡辯并且聲稱：二戰期間的日本法律并不禁止政府和企業綁架外國勞工，而且中國勞工的訴訟已經超過了日本民法規定的20年追討時效，因此他們賠償請求權已經消失，但是新瀉地方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對這些申辯理由不予采信。
新瀉地方法院的判決令日本政府感到十分意外，因為這是法院首次判處政府和企業向受害的中國勞工進行賠償。判決下達后，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司中國科首席事務官岡田誠司表示：“我認為這是一個對國家而言十分嚴厲的判決。我們將認真討論判決內容，并同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協商以決定今后的應對措施�！�
新瀉臨港海運公司發言人則聲明說，法院做出了一個“并不恰當的決定”，“我們將和律師對判決內容進行研究，決定是否提出上訴�！�
新瀉法官首次“現場勘察”
3月23日，日本札幌地方法院曾駁回了43名中國勞工就北海道勞工訴訟案提出的訴訟請求。但3天后，日本新瀉地方法院卻做出全面支持原告的判決。代理齊齊哈爾化學武器受害案的中方律師蘇向祥表示，日本司法相當獨立，法官往往依據自己的認識判決，所以不同的法官對同類官司做出不同的判決是常見的事情。
蘇律師說，日本政府和企業一直以“國家無答責”、“超過訴訟時效”、“中日聯合聲明”、“個人無權起訴國家”4條理由駁回對日訴訟，新瀉判決證明日本的司法體系再次否定了日本政府和企業的4條托詞。
宣判之后，原告代理律師、多年代理二戰勞工訴訟的北京律師康健也激動地表示，這次中國勞工獲得了全面勝訴。此案突破了類似案件審理過程中的幾大難題，如“國家無答責”、“個人請求權”等方面的障礙，法院詳細認定了當年日本政府和企業的違法事實。法院宣布日本政府與企業共同承擔責任，這在對勞工訴訟的判決中尚屬首次。
據康健律師向記者介紹，新瀉訴訟從1999年正式起訴，到現在已經有5年，其中開了十幾次庭，有兩名原告在訴訟期間已經去世。12名原告中，有8名原告曾赴日出庭作證。2003年1月，新瀉地方法院曾經進行了一次“現場勘驗”。法官來到當年中國勞工工作的新瀉港，親身體會到勞工當年極其惡劣的工作條件。這也是在一系列的勞工訴訟中，法官第一次到現場親身“取證”。
“國家無答責”冷遇索賠
張文彬等12名中國原告于1944年被日本軍隊強行綁架到日本新瀉，被迫從事搬運煤炭、大豆等苦役。他們每天一日三餐，每餐只有兩個小饅頭，卻要工作10小時以上，而且一次澡也沒有洗過，冬天就靠麻袋當衣服御寒。那些試圖逃走者或被刺刀刺死，或被軍犬咬死。其中原告張文彬1945年還被當作間諜關進了廣島監獄，并遭遇原子彈爆炸事件，受原子
彈輻射影響，后來還患上了直腸癌。為了尋求正義，張文彬等人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以及新瀉市港灣運輸公司支付總額達2.75億日元的損害賠償，并進行道歉。
資料顯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方從中國，朝鮮半島和其他亞洲國家共運送大約80萬人往日本當苦工，在煤礦和港口等地方工作。另外，也有婦女被迫為軍人擔當所謂的“慰安婦”，提供性服務。
中國勞工在日本提起的訴訟已有很多起。1996年，曾被綁架到北海道的劉連仁在東京提出賠償訴訟，東京地方法院于2001年根據“國家無答責”法規，否定日本政府對《國家賠償法》實施前的行為負有責任。今年3月23日，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以“國家無答責”、中國勞工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過時等為由，駁回了中國勞工受害者及其家屬對日本政府提出的8.6億日元賠償的訴訟要求。
對日索賠仍路途艱難
2002年4月，福岡地方法院認定戰時強擄強制勞工的日本政府和企業的共同不法行為，并判令三井礦山株式會社向每位原告賠償1100萬日元；2001年7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就劉連仁訴訟案件的判決，認定戰后日本政府違反救濟義務而判決其賠償2000萬日元；2003年京都地方法院的判決駁回所謂的國家不法行為責任的國家無答責的法理；2003年3月，在以10個日本企業和日本政府為被告的東京第2次審判的判決中，又駁回所謂的國家不法行為責任的國家無答責的法理。
盡管已經有了幾個勝訴或駁回托詞的案例，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仍處于艱難的路途之中。一位曾參與這一系列訴訟的中國律師介紹了訴訟面臨的幾大困難：首先是經費缺乏。要去日本打官司，訴訟費用、路費、食宿費等都不是小數目，而僅僅靠原告個人承擔這樣的費用是不可能的；其次是訴訟過程漫長，原告中有許多老人已經去世，這就給訴訟取證增加了不少難度。另外，關于訴訟時效問題，個人賠償請求權利問題，這些都依然面臨著很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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