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近日頒布《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并發出通知，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干部嚴格遵照執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共5章，即總則、監督職責、監督制度、監督保障、附則，共47條。《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由總則、分則、附則組成，共178條。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是一部十分重要的黨內法規，它的頒布實施，對于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保持黨的先進性，始終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必將起到重要作用。
歷經13年的砥礪，備受關注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頒布實施了。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黨內法規，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監督從此進入規范化、制度化的新階段。
亮點之一發展黨內民主貫穿條例始終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指出，重視發展黨內民主，重視在黨內建立一個健康、規范的權力運行機制，對人民民主起重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是條例的一個突出亮點，也是貫穿整個條例的思想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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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條例明確規定，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凡屬全局性的問題，凡屬重要干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作出決定。
專家表示，這一民主程序的規定意味著，對于應當經集體討論決定的事項而未經集體討論，也未征求其他成員意見，由個人或少數人決定的，除遇緊急情況外，應當區別情況追究主要責任人的責任。
亮點之二10種監督制度有具體規定參與條例起草工作的有關專家表示，在構建黨內監督體系時，把制度建設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正是條例一個突出的特點。
條例第三章用10節的篇幅，分別對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述職述廉、民主生活會、信訪處理、巡視、談話和誡勉、輿論監督、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10種監督制度作出了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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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出，這些制度中，巡視、述職述廉等是對現有辦法和經驗做了系統化的歸納后，進而上升到黨內法規的層次；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其處理等則是借鑒了黨外一些有效的監督形式，進行了大膽的創新。
亮點之三明確監督中央政治局
中央委員會如何監督中央政治局？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代表如何在閉會期間發揮監督作用？如何在黨委會中借鑒詢問和質詢等監督形式營造良好的民主氛圍？權威專家指出，黨內監督條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初步解決了這些重大問題。
在去年10月舉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在黨內外、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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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創舉，體現了中央委員會對中央政治局的監督，體現了中央政治局在黨內監督方面對全黨應該起到示范和表率作用的精神。
黨章規定，黨員享有要求罷免或撤換不稱職的干部的權利。但這一原則性的規定如何真正落實？條例單列一節，對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委員的這項權利作出了具體規定。
亮點之四“一把手”成為監督重點
黨內監督條例首次以法規的形式確立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指出，強調對“一把手”的監督，并將其列為監督的重點，是條例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富有膽識和智慧的重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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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緩的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自稱是‘黨內個體戶’，任人唯親，重大決策不經集體討論自作主張。”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黨建研究專家黃葦町說，“條例禁止出現這樣不受制約的‘一把手’，強調主要領導干部要自覺接受監督，并規定了一系列的制約措施，其中外部措施有巡視制度、談話和誡勉制度等，內部措施有民主生活會、述職述廉制度、集體領導制度等，這些都是對‘一把手’的制約。”
亮點之五監督制約與
保護支持相結合中央紀委法規室參與條例起草的專家表示，堅持監督制約與保護支持相結合，也是條例的一大亮點。解讀這位專家表示，條例一方面通過嚴格的制度和切實有效的措施監督制約被監督者，保護支持監督者的合法權益和工作積極性，防止被監督者濫用權力打擊報復監督者；另一方面也使監督者受到必要的監督制約，保護支持被監督者的合法權益和工作積極性，以防監督者借監督之名而行誣陷之實。
保障受處理的黨員和黨組織的救濟權利，也是保證黨內監督健康、深入開展所必須的。為此，條例保障黨員和黨組織的申訴權，規定黨員、黨組織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處理決定的黨組織申訴；有關黨組織應當認真復議、復查，并作出結論。
亮點之六重視下對上的監督條例明確了監督職責的劃分，對黨的委員會及委員，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及委員以及黨員、黨代表開展黨內監督的職責，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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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指出，國際共運史的教訓之一，是比較重視上對下、組織對個人的監督，而不夠重視下對上、個人對組織的監督。條例充分注意了這一問題。黃葦町說：“條例既有上級對下級的監督，也有下級對上級的監督，還有平級之間的監督，構建起一個完整的監督網絡、監督體系。”
條例明確了在黨內監督方面黨的各級委員會應履行的5項職責、黨的各級委員會委員的4項責任，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要監督其常委會、委員等主要負責同志；黨的各級委員會委員個人要對所在委員會、同級紀委等的工作和所在委員會、同級紀委的常委、委員等進行監督。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條例突出了各級黨代會代表的監督職責。
亮點之七對輿論監督作出規定條例對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干部正確對待并接受輿論監督，提出了明確要求：一是要重視和支持輿論監督；二是要自覺和主動地聽取來自新聞媒體的意見；三是要根據輿論監督的要求，推動和改進各項工作。條例同時還就如何保證新聞輿論監督的健康開展作出了相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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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指出，條例在對加強黨內監督作出一系列制度設計的同時，還非常重視黨外監督，特別是單列一節“輿論監督”。
亮點之八重點解決可以解決的問題中央紀委負責人指出，條例的有關規定注重從實際出發，重點解決時機成熟、可以解決的問題，不求一勞永逸，不求解決所有問題。
比如，現實中存在一些舉報人被打擊報復的情況，挫傷了其參與監督的積極性。為此，條例對如何保護舉報人的權利、如何進行調查處理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近年查處的一些大案要案中，任用親信、拉幫結伙的現象較為突出。條例為此規定，黨的各級領導班子討論干部任免事項，應當如實記錄推薦、考察、醞釀、討論決定的情況；領導班子成員個人向黨組織推薦領導干部人選，必須負責地寫出推薦材料并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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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葦町認為，“這其實是要求領導干部對舉薦的干部要負責到底，就像要求生產者把名字刻在產品上一樣，產品出了問題就要找你。這樣的規定，針對性、可操作性都非常強。”
新聞背景 一步走了十幾年
《黨內監督條例》的前期醞釀可以追溯到1987年，而關于黨員和黨的組織要接受監督的原則精神，則在1956年黨的八大和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中，就已經以法規形式提了出來。
1987年7月29日，中央紀委下發了《關于對黨員干部加強黨內紀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
1990年3月12日，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正式提出要制定黨內監督條例，作為在特定背景下中央反腐倡廉、為群眾辦實事的重大舉措之一。
1990年后的13年里，十四大、十五大都一再重申擬定《黨內監督條例》，還曾提出過制定草案或試行法規的設想，并從十四大之后著手起草工作。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為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進一步指明了具體方向。
2003年春，全黨興起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這為《黨內監督條例》的誕生增添了強大動力。
這個條例的制定歷經十幾年，這也說明，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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