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他瞪圓了眼睛對我說：你竟然不知道楊德昌，你還算個讀書人？他說完搖搖頭，嘆息一聲，你應該補的課太多了。他的斥責讓我很慚愧，為了不在朋友的面前顯得太落伍，我趕緊表示愿意補課———其實就是隨著他到家里看影碟，看楊德昌的電影。噢，原來楊德昌只是臺北的一個導演，邊看著碟片邊舒出了一口長氣。我在心底里對朋友將楊德昌捧為“大師”頗不以為然，不過在朋友面前我不能說出來，因為他說楊德昌是真正的大師，楊德昌的電影才是大師的水平。碟片看完了，我對“大師”的杰作并沒有多少呼應，除了影片本身，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看片的過程中不斷遭受朋友的干擾———他就像個“真正的導演”不斷地站起來指點著屏幕上的畫面說三道四：“瞧，這個鏡頭，你看門上的簾子風掃過來的光影，鏡頭是透過簾子拍攝的。”“你看，拍這樣的場景楊導只用了一盞燈照明，是掛在頂棚上的一盞400瓦燈。”等等，諸如此類的“技術分析”讓你不知道你是在看一場電影，還是在聽一堂電影導演課。
朋友是大學中文系畢業，也在從事“職業寫作”，但他更看重電影———他說電影是文學的最高形式，讀一部乏味的長篇小說不如看一場精彩的電影。有一個時期他簡直做夢都在拍電影，當然不是當影星，而是當“楊德昌”，脖子上掛著照相機走在路上不時抓拍著能上晚報攝影版吸引著讀者眼球的照片，后來可能覺得光拍照不過癮了，弄來一臺人家淘汰的攝像機提在手里在大街上偷偷拍攝著他的紀錄片，有一天他臉上張揚著自豪說，他花費了兩個通宵剪輯出了一部片子，“哎，如果我的機器再好一點我就能達到本來應該達到的水平了。”我不知道他本來應該達到的水平到底如何，但他剪輯好的作品我看了一陣，趕緊讓他停了，我越看越覺得眼暈——是一幅幅反光鏡里的畫面，互相之間并不連貫，許多鏡頭是他坐在車上（公交車、出租車）從汽車反光鏡里拍攝的鏡頭，一連串晃動扭曲忽大忽小瞬息變換的畫面。
說起來這已是三四年前的舊事了，之所以想起來是因為前幾天逛書店時見到了一本張辛欣的新書《我的好萊塢大學》，如果封面上不印上張辛欣的名字，恐怕不會吸引我的眼光，張辛欣的作品值得注意——《我們這個年紀的夢》、《在同一地平線上》等等小說，雖然已過去了20年，仍記得當初閱讀時的印象。張辛欣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的導演戲，但她成名卻是因了文學創作，大學還沒畢業，她已是風頭甚健的青年女作家了。在上世紀80年代與她類似的還有一位女作家劉索拉，一部《你別無選擇》一炮打響。學導演的張辛欣和學音樂的劉索拉當年都是以小說創作而名震文壇，但她倆很快就開始了自我“放逐”的生活，文學創作像是她們拿到的一把走向未來的鑰匙，門打開了，鑰匙也就用不著整天握在手里了。張辛欣的這本《我的好萊塢大學》激活了我的記憶——“電影是文學的最高形式”。
對張辛欣來說，電影是一種懷舊的行為，跟已消失的工匠有著某種秘密聯系。她并非是懷揣著夢想到好萊塢淘金的人，陰錯陽差，她來到了好萊塢，并且上起了屬于她自己的“好萊塢大學”，而且“挺感激混賬的好萊塢”，因為在好萊塢她“偷到了好多東西”，“每個學電影的人都一招一招用心偷別人的手藝”，手藝學到手又如何呢？自己寫一個劇本拍一部電影——用數碼攝像機拍。這本書的封面內勒口上一面印著張辛欣的簡介，文學成就占據著大半內容，譬如“1986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現代中國第一部大型口述歷史作品《北京人——一百個中國人的自述》”，另一面印著本書的簡介，說該書是張辛欣首次披露親歷好萊塢的一部紀實作品，揭開了包括制片、編劇、導演、明星、色情商業包裝等等的好萊塢之謎，最后還附上了作家學電影的自修課程表等等，“提供給雄心勃勃的小眾和走馬觀花的大眾”，我自然屬于走馬觀花的大眾，學電影的自修課程表之類的內容就用不著仔細看了，留給那些“雄心勃勃的小眾”吧，譬如像我的那位崇尚電影到處搜羅影碟的“前衛”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