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姚仲珍譯
《生死朗讀》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暢銷書。迄今為止，這本德國人寫的書被譯成多國文字，仍被全世界的文學愛好者所推崇。其深刻的社會背景、歷史對人物命運的觀照和懸念迭起的故事情節，讀后令人心靈震撼，扼腕嘆息。
第一部
我15歲那年的秋天得了黃疸病，第二年春天才有所好轉。但我的身體仍十分虛弱。10月里的一個星期一，我放學回家的路上嘔吐了，將自己的手臉都弄臟了，我無力地靠在墻邊。這時，一個女人用近乎粗暴的動作扶我來到一座院子，為我沖洗了手和臉，并用手帕為我擦干凈。我哭了起來。她嘴里喊著“小家伙”，將我摟進懷里。在緊緊的擁抱中，我聞到了她身上新鮮的汗味，我停止了哭泣。她把我送回家。
母親要我買一束鮮花送給她，表示感謝。就這樣，我手持一束鮮花，來到了女人所住的樓下，猶豫不決地站在不知名的女人的門鈴前。這時，有人問我找誰，并把我領到了四樓的漢娜家。
我記不得自己是怎樣和漢娜打招呼的。也不記得她把我帶到了廚房后都說了些什么。我只是久久地看著她熨衣服的動作，看著她那高高的額頭和淺藍色的眼睛，以及豐滿的嘴唇。也許她的面容是平淡而冷冰冰的，但我卻覺得她很美。
當我站起身，準備告辭時，她說她也要出去一下，可以同我一起走。她讓我在樓道里等她，她在廚房里換衣服。廚房的門開著一條縫，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從她的脖頸到肩膀，從她的沒有被遮嚴的乳房到光滑的大腿。她感覺到了我的目光，便把臉轉過來，注視著我的眼睛。我的臉紅了。我跑出了那座房子。
然而，一個星期后，我又站到了她家門口。當時，我很寂寞。醫生不允許我上學，我又厭倦了讀書。我很清楚，我無法擺脫這種邪念。
她讓我到地下室幫她往上提煤。我照著她的話做了。當我提著兩個籃子上樓時，她讓我到浴盆里洗干凈。后來。她一絲不掛地用雙臂緊緊地摟住了我，我聞到了她的體香……
我發現我愛上了漢娜。她是有軌電車的售票員，上早班，十二點回家。在隨后的日子里，我一天天逃課，為的是坐在她家房門口等她。我們淋浴，我們作愛。可有一天，當我告訴漢娜我不喜歡讀書時，她憤怒地讓我從被窩里滾出去，并說我如不好好學習，就不要再來了。我一再向她保證我會努力跟班上課，她才答應我做好功課后才能來。在這期間，我和漢娜交談過一次。她在七座堡長大，十七歲去了柏林，曾是西門子公司的一名女工，二十一歲去當了兵。戰爭結束后，所有可能的工作都做過。三十六歲了，仍沒成家。
我們交談后的第二天，漢娜問我在學校里都學什么。于是，我給她講述了荷馬史詩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漢娜對這些書竟然十分感興趣，要我讀給她聽。我從書包里拿出書，讓她自己讀，她卻說喜歡聽我讀書的聲音。
自此以后，我來漢娜這兒，主要任務便是讀書給她聽了。她是個注意力非常集中的聽眾，她的喜怒哀樂全跟蹤著書中的情節。當她沉浸其中時，她顯得那樣幸福。
復活節期間，學校放假，我和漢娜出門旅行。在這期間，我們發生了一次爭吵。那天早晨，我給漢娜留了一張字條：早上好。取早餐，一會兒就回來。就溜出房間，想在取早餐時，為漢娜買一束玫瑰。當我回來時，她站在房中間，憤怒得發抖。質問我：你怎么能就這樣一走了之呢！她哭了起來。我說我給她留了字條，可她怎么也不承認有那么一張字條。我以為字條被風刮走了，并沒去探究更深層的原因。
在一個我獨自看家的晚上，我請漢娜過來，并為她做飯。在我忙著做飯時，漢娜的目光則在一排排書架上漫游，她用右手的食指慢慢地在書脊上移動，從一本書移到另一本書。我把父親寫的書拿給她看，她要求我給她朗讀。那是一本關于分析學和辯證法的書，我和她都不懂。
那個夏天，我和漢娜的愛情開始走下坡路。我開始背叛她，我把更多的時間和同學們一起消磨在游泳池，在漢娜家里呆的時間越來越短。但我們仍然保持著例行公事的朗讀習慣。我朗讀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漢娜就像做一次驚奇的遠游一樣，進入了這座城堡。
7月里，在我生日那天，漢娜的情緒很不好，這使我很生氣。我們爭吵，我既害怕失去她，又對她滿腔怨恨。
漢娜離去得十分突然。和往常一樣，我去了她那里，但她不見了。她從這里搬走了。注銷戶籍去了漢堡，可又沒留下地址。我難受了許多天，我想她的離去是對我的懲罰。
第二部
我又見到漢娜是在法庭上。那不是第一次對集中營罪犯開庭審判，也不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這次審判開了一門課，他希望借助學生們幫助對整個審判過程進行追蹤并加以分析。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對納粹歷史及有關審判程序進行研究的人士之一。
法庭的審理在另一個與我從未發生過關系的城市，我和同學們用一個多小時開車前往。
法庭的正面坐著三位法官和六位陪審員，他們右側的長椅上坐著被告和辯護律師，有幾位被告背對我們坐著，這其中就有漢娜。當她被傳喚時，我認出她來，但我什么感覺也沒有。
一開始，漢娜對法官的所有提問都回答：是。就連問她“一九四三年放棄西門子提供的工作，是自愿去黨衛隊嗎？”她也回答：是。
我發現，我認為逮捕漢娜是自然的和理所應當的，不是因為人們對她提出了控告、嚴重譴責和強烈懷疑，而是因為把她關在單人牢房里，她就會從我的世界中消失，我想離她遠遠的，讓過去的她變成記憶。
法庭的審理我一天也沒錯過，教授對此表示贊賞。只有一次漢娜向觀眾和我這邊看了看。我從后面可以看到她的脖頸和肩膀，她的頭抬得很高，當她感到受到誹謗和中傷或吃力地回答問題時，脖子上的青筋會暴漲起來，她的反駁總是不成功。而我的神經早已麻木了。第三周，法庭宣讀起訴書。漢娜是第四名被告。這五名被告都是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營的女看守。有關漢娜的最重要的一項指控是：那個遭到轟炸的夜晚，警衛隊和女看守們一起把好幾百號女囚關在了一個村子的教堂里。大部分村民已經逃離。一枚炸彈落在了教堂的塔上，教堂一片火光沖天，沉重的大門卻紋絲不動。那些被告完全可以把門打開，但她們沒有這樣做，那些被關在教堂里的婦女都被燒死了，惟有一對母女活了下來，那個女兒從以色列專程趕來作證。
庭審對漢娜來說，不能再糟了。她否認她曾經拿過教堂的鑰匙，她說，根本就沒有一把打開教堂門的鑰匙。然而，在一份審理員的審訊記錄中所有記載的情況卻是另一個樣子，那份記錄由她本人閱讀過并簽了字。
與此同時，那位幸存的女孩還作證說，在集中營里也有被漢娜保護起來的人，每次都是位年輕的姑娘，每過一段時間就換一位。她讓這些姑娘一晚上接一晚上地為她朗讀……
漢娜突然回過頭來看著我，她只是看著我，面無表情。
漢娜更大的罪名是寫了那份與教堂大火有關的從納粹黨衛軍檔案里發現的報告。其他四位被告異口同聲說報告是漢娜寫的，一開始，漢娜極力否認，可當法官要請專家鑒定她的筆跡時，她顯得越來越不安，突然承認報告是她寫的。
謎底就是在這一刻揭開的。我得出了一個結論：漢娜既不會讀也不會寫。所以她請人朗讀；所以她對我留下的字條視而不見；所以她回避了西門子公司對她的提升，去當一名女看守；所以她在審訊記錄上簽字；所以她承認報告是她寫的。她為自己既不會讀又不會寫感到恥辱，她甚至認為做一個文盲比做一個罪犯更丟臉。
就這樣，其他四名罪犯將所有的罪行都推到漢娜一個人身上。而我，在揭開了這個謎底之后，卻沒有勇氣站出來澄清一切。六月底，宣布審判結果：漢娜被判處終身監禁，其他人被判處有期徒刑。
當宣判結束被告被帶走時，我在等著，看漢娜是否看我一眼。但是，她目不斜視，看穿了一切。那是一種高傲的、受到傷害的、絕望的、無限疲憊的目光，一種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想看的目光。第三部
當我還是后補官員時，我就結了婚。我沒向她提漢娜的事，但我一直無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與我和漢娜的共同生活進行比較。每當我們擁抱在一起時，我總有一種不對勁的感覺。我想擺脫漢娜，但這種不對勁的感覺從未消失過。當我們的女兒朱麗雅五歲時，我和葛特茹德離了婚。
我和葛特茹德分手后，我重讀了《奧德賽》。許多夜里我睡不著，就大聲朗讀這本書。當我的大腦處于雜亂無章的回憶和夢幻時，漢娜總是陪伴在我身邊，我干脆為漢娜朗讀，為漢娜在錄音機上朗讀。
我硬著頭皮給審判漢娜的法庭打了電話，打聽出了漢娜服刑的地方———離審判和判處漢娜的城市不遠。我把錄音機和錄音帶及之后又給她錄的施尼茨勒和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一同打進郵包，寄給了漢娜。
我繼續為漢娜朗讀，讀我自己也正想看的書，如凱勒、馮塔納、海涅和默里克的作品，后來還有我不敢朗讀的詩歌。當我自己開始寫作時，我也把我寫的東西為她朗讀，在朗讀時，我把我的一切力量、一切創造和富于批判的想像力再次為漢娜調動起來。在錄音中，我沒作個人的評論，沒有問起過漢娜的情況，沒有講述我自己的情況。我只朗讀書名、作者名和書的內容。我第一次給漢娜寄錄音帶是她服刑的第八年，最后一次是第十八年，在第十八年的時候，她的赦免申請被批準。
在我給漢娜寄出錄音帶的第四個年頭，她寄來了一份問候：小家伙，上一個故事特別好。謝謝。漢娜。漢娜寫的字用力很重，都印透到紙的背面了。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孩子的字體，盡管每個字母都要付出努力，結果還是里出外進，高低不一。她終于會寫字了，這讓我欣喜無比。此后，我不斷收到她的來信，總是寥寥幾行，或是一份謝意，或是一份祝福，有時還會對作品評論幾句。然而，我從沒給漢娜回過信。但我從沒間斷過給她朗讀，即使在國外度假旅游期間也沒停止過寄錄音帶。
當時，我從未想過漢娜有一天會出獄。問候信和錄音帶的交流是如此正常和親密。我似乎很愿意這種狀態持續下去，盡管這很自私。
然而，女監獄長寄來了一封信。信中說漢娜明年就要被赦免。在獄中生活了十八年的漢娜出獄后無依無靠，希望我能幫助她找一個住處和一份工作，盡可能地陪伴她。同時，女監獄長希望我能去同她面談。
但是，我不喜歡我面臨的事情。雖然我已開始為漢娜找工作找房子，卻一再拖延去監獄探望她的時間。我怎么還能面對面地接觸而對這期間我們之間發生的一切不感到惡心呢？
還有一周漢娜就要出獄了。在那個周日，我去了她那兒。
漢娜坐在栗子樹下的一個長凳上。可這個滿頭白發一臉深深的皺紋一副笨重的身軀的女人還是她嗎？“小家伙，你長大了。”我坐在她身邊，她握住了我的手，我聞到了一位老年婦女的味道。可我不想讓她失望，便說已給她找好了房子和工作，又問起她的學習情況。最后，我們不得不談那讓我問心有愧的問題了。我想知道漢娜為什么不在法庭審理之前作一些解釋。但她說那是因為沒有人理解她，如果沒有人理解，那么也就沒人有權力要求她作出解釋說明。
我不知該說什么好。我答應下周來接她。告辭時，我擁抱了她，卻感到很不得勁。
就在我本該去接漢娜出來的那天早晨，她死了。她在黎明時分自縊了。
女監獄長帶我去看漢娜的遺體，死后的漢娜表情既不特別寧靜也不特別痛苦。在漢娜的書架上，保存著我送給她的所有錄音帶。女監獄長告訴我，是我的錄音帶教會漢娜識字的，然而，漢娜更希望我給她寫信。聽著這些，我只是想哭。
末了，女監獄長將一封類似遺囑的信交給我，在信中漢娜讓我把茶罐里還有銀行里的7000馬克交給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和她母親一起幸存下來的女兒。她沒有給我留下任何信息。
那位大火中的幸存者只留下了漢娜的茶罐。我以她的名義把錢轉給“猶太反盲聯盟”。后來，我收到了該組織的一封回信，對漢娜的捐贈表示謝意。帶著那封信，我開車去了漢娜的墓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站在她的墓前。（該書由譯林出版社出版）［上期本欄所載《夢系廊橋》摘自譯林雜志2002年第六期。譯者為侯萍、趙文偉。因編者疏忽，將此遺漏，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