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張洪峰在地壇醫(yī)院。張洪峰說：“2003年在很多人的記憶里就是白口罩，但是對我，是生和死。”（張海強 攝）
11月17日央視播出紀錄
片《地壇醫(yī)院60天》。一年前的11月16日，廣東發(fā)現(xiàn)第一例SARS病例。
今年4月26日，記者張洪峰和張海強進入北京地壇醫(yī)院，6月24日離開。他們?yōu)橹醒腚娨暸_《見證？影像志》欄目拍攝的6集記錄片，片名很簡單，就叫《地壇醫(yī)院60天》。11月17日晚11點25分在央視一套播出的第一集里，無數(shù)觀眾看到了4月30日當天，北京市衛(wèi)生系統(tǒng)的一位干部在手術臺上被切開氣管，幾小時后，他被SARS病毒奪走生命。
醫(yī)生走過攝像機，腳步沉重。雖然被厚厚的防護服包裹甚至看不到眼神，但肢體語言卻更清晰徹底地道出他無比復雜的心緒。他疲憊地向鏡頭擺手，攝像機并沒有停下，繼續(xù)隨著他走到病房外，他手扶欄桿默默站住，空氣仿佛凝固。一分鐘后他轉身離去，留給鏡頭一個瘦小孤單的背影。
“并不是我多想渲染可怕，而是事實就是如此。我要主動表現(xiàn)的，就是生和死的這種臨界點上，也許幾個小時之后就死，也許幾個小時之后就生。”張洪峰說。人們或還記得非典時期曾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大學生面對鏡頭的自信：“非典沒什么可怕，你看我們的同學們照樣在陽光下歡笑。”張洪峰也看到過，那是在進入隔離病區(qū)后的一天，在病房里的電視上。“看了以后我知道我應該告訴大家我看到的東西。假設我們沒有進去，假設我們沒有把整個這段東西保留下來，那么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就只是歡欣鼓舞，因為我們又贏了。”
一例插管手術（張洪峰 攝）
3月前一直在河南拍攝艾滋病題材的張洪峰極力請戰(zhàn)，在進入隔離病區(qū)拍攝的請愿還沒得到批準之前，他像任何一個記者一樣開始做前期準備：每天購買閱讀各種報紙，在心里為這部記錄片的大致結構做計劃。“有個周末告訴我說同意了，我已經(jīng)做了很好的準備。”進入地壇醫(yī)院辦好一切手續(xù)，黨委書記兼院長要與他們面談。“剛談了兩到三分鐘，一個醫(yī)務科的人推門進來說：‘沒口罩了，怎么辦？’接著就是趕緊聯(lián)系口罩。當時外面搶購物資也好，超市買空也好，我都當作漫畫來看。現(xiàn)在我看見，戰(zhàn)場突然沒有子彈了。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有一種恐懼，到底我們到了什么地方？我20多天的準備，那么多的資料，跟我的心理底線，一瞬間全部崩潰了。”
很快得到消息，一個患者將要做氣管切開手術。當時是“切開一個氣管，倒下四個醫(yī)護人員”。穿上防護服，戴上兩個16層口罩，外加一個并不確定能否防御病毒的防毒面具，5分鐘以后，張洪峰已被汗水浸透。兩個小時，是他呆在防護服里的體能極限。“病房非常狹小，不可能讓你去作技術上的調(diào)整。缺氧、呼吸急促、高溫，整個人是不在狀態(tài)的。我只知道，第一，要給醫(yī)生讓開位置，不要耽誤手術的進行；第二是當帶子快錄完了，聽到警報，要去換帶子。至于是不是要個特寫，是不是要個全景，是不是要抓個表現(xiàn)……全都沒有了。我就知道要不停地拍，能保證本身不倒下還能讓攝像機開著，已經(jīng)是盡我本身最大的努力。”
“我還在拍攝中，悄無聲息地，毫無預警地，醫(yī)生搖著頭都離去了。我不可思議地看著護士為那人蒙上了床單，我愣在了那里。”張洪峰4月30日的日記上這樣記錄著。那一刻他呼吸急促，覺得憋氣。“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舒服。突然覺得不對，是一股冷空氣！我不敢隨便告訴別人，但是我知道肯定壞了，冷空氣意味著防毒面具損壞了，我吸進的是病房里帶病毒的空氣。剛看到別人的死，現(xiàn)在又吸進去污染空氣，心情一下子就變了。我不覺得我是個記錄片的作者，也不覺得我是個外來的旁觀者，我跟別人都一樣。惟一的不一樣就是我拿著攝像機。”
患者去世后，醫(yī)生在病房外沉默
張洪峰說那天的午飯他吃得特別莊嚴：“誰知道這是不是你吃的最后一頓牛肉？”這以后他沒有了任何關于記錄片的想法，只想著多拍一點，留給后人。“就像搶一樣，每天吃完飯，就去病房。我建了一個情報網(wǎng)絡，告訴我今天有什么事。最重要的、最驚險的、最危險的、最特別的，多拍一些。我就希望有一天大家見不到我的時候，見到一摞經(jīng)過消毒的資料。”
張洪峰和同在隔離區(qū)的《中國青年報》記者賀延光、《南方周末》記者林楚方一樣，后來都有過發(fā)低燒的經(jīng)歷。“聽大夫說這是傳染病醫(yī)院所常見的現(xiàn)象，就是在感染了少量的病毒后身體出現(xiàn)的特征。我不知道什么時候這樣的少量變成大量。”他并不掩飾什么，“有人說你們很勇敢，我覺得我們不勇敢，我們也很恐懼。”有幾個夜晚，他必須連聽四五張CD才能入睡。他與在拍攝過程中建立了極大信任的劉子軍醫(yī)生約定：只要及時告訴自己以便留出寫遺書的時間，那么如果自己倒下，把所有治療的權力委托給他。甚至是“只要你對我誠實，我的遺體就交給你來解剖”。
5月16日，張洪峰在地壇醫(yī)院的隔離警戒線一端遇到剛剛趕來的一對父母。在其他家屬迎來康復出院的親人的同一地點，他們接到的是31歲兒子的遺物和一紙死亡證明書。在張洪峰詢問之下，老父親強忍眼淚對著鏡頭說，兒子15歲考入清華大學少年班，計算機系本科畢業(yè)后被推薦為碩士研究生。他的兒子正是今年4月曾接受《南方周末》SARS專題采訪的留美博士龔軍平。老父親對鏡頭拿出一張美國華盛頓州的駕駛證―――“兒子”的含義，一個活生生的人突然變成一張卡片，他難言苦痛。在他身后，母親失聲慟哭。
后來的日子，張洪峰繼續(xù)見證著悲劇：人民醫(yī)院急診科主任丁秀蘭、護士王晶、二病區(qū)頑強的老張一一離去。他也見證了導演謝飛、央視同事劉洪波、5歲的胡嶸森、8個月的王庚以及更多患者的痊愈。6月24日，天氣晴朗。張洪峰少有地早起，吃了早餐，還換上了一件新襯衫。到達病區(qū)，他看到不少病房已經(jīng)空了，醫(yī)護人員正忙著把病人轉移到七、八病區(qū)，并準備集中接收北京其他醫(yī)院所有的患者。“看著已經(jīng)敞開了的二病區(qū)房門，我?guī)缀醵奸_始懷疑自己兩個月來經(jīng)歷的一些人和事的真實性，那些是真的嗎？”張洪峰在日記里問自己。下午3時，世界衛(wèi)生組織宣布解除對北京的旅游和疫情警報。張洪峰接到主編電話，他們的拍攝工作結束。張洪峰和張海強拍攝了110盤素材帶，4000多張照片。
拍攝完成后一個月，張洪峰不愿碰素材。剪片的時候有同事提出，技術上存在著種種問題，張洪峰說：“這個片子，第一它是真實，第二它是獨家。我覺得就夠了。至于在藝術上怎么樣……零亂感本身就是病區(qū)的狀態(tài)。病房里非常枯燥。它不是我們想的線性發(fā)展。你今天拍這個病人，明天再準備去看看他的時候，告訴你：‘他昨天去世了。’生和死在里面非常常見，沒有人想到要告訴你一聲。”
兒童病房的小患者（張洪峰 攝）
《見證》欄目制片人陳曉卿提供了這樣的細節(jié)：當那位衛(wèi)生系統(tǒng)的干部去世，他的兒子就在隔壁病房，而且另一臺機器就在拍攝。“這對拍攝者來說是一種考驗，非常殘忍。這邊搶救，那邊兒子懵然不知。他在聽隨身聽，把隨身聽音量放大一點，做一些動作……”作為一個老練的記錄片制作者，他完全可以把兩個場面交替呈現(xiàn)。“那種效果，我想就兩個字―――驚悚！”但他們終于不能夠那樣做，而且必須把兒子的影像模糊處理。“我們不能對這個孩子造成傷害，對一個生命個體的尊重要超過我們欄目做不做這個節(jié)目。”
在記錄片播出之前，張洪峰和陳曉卿還必須做一件非常態(tài)的工作：一一征求被拍攝者的同意。活著的，聯(lián)系本人；死去的，征詢家屬。在最后一集里，龔軍平父母的悲痛在無數(shù)觀眾面前重現(xiàn)。老人能夠同意記錄片呈現(xiàn)和公開這樣的傷痛時刻，是真正勇敢的選擇。“更多人不配合，所以刪掉的東西特別多。我覺得可以理解，換了我也受不了。但是對于社會來說，對于受眾來說，他們有權利知道。”陳曉卿說。
與《地壇醫(yī)院60天》同一系列，將隨后播出的，還有另兩部記錄片。《頭二三條居委會》講述人民醫(yī)院對面一個居民區(qū)的故事。居民區(qū)里既住著北京市民，又有因照顧非典患者而租住房屋的外地人。一個普通的北京居委會，此刻必須處理種種非常狀況。《非典應急小分隊》則描述海淀分局身著防化服的警察，在不斷增加的“非典時期特色案件”中，接受智與勇的考驗。對記錄片創(chuàng)作者而言，非典城市中無疑有著太多的故事。（南方周末駐京記者 李宏宇 實習生 黃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