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用破案平反冤案
據8月3日新華社報道，引起廣泛關注的原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寧興華、刑偵支隊政委秦伯聯涉嫌刑訊逼供民警杜培武案，經昆明市五華區法院一審，以刑訊逼供罪判處寧興華有期徒刑一年半、緩刑二年；判處秦伯聯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看到判決結果，我仍感到無奈與沉重。
一來這不是法治的勝利，這個案件從冤案的形成，到今天法律的懲治，可以說基本上看不到多少法治的影子，處處可以看到人治之手在操縱。杜培武被懷疑是殺害兩名干警（其妻及她關系曖昧的領導）的兇手，盡管杜在法庭上當庭翻供，并出示了被刑訊逼供的證據———受傷的身體及衣物，但法庭視而不見，擔負檢察之責的檢察院也不立案不調查不理睬。法律機構互相制衡的作用消失殆盡。要說法院一點沒查覺此案真偽，或者說法律一點沒發揮作用，也不確切不客觀。1999年2月昆明市中級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杜培武死刑后，杜上訴至云南省高級法院，被改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哪有殺了兩名干警還判死緩的？顯然高院心存疑惑，只好先刀下留人。再看平反，真兇落網后，杜培武才等到今天的判決，但如果真兇沒有落網呢，杜豈不將“老死”監獄？這是瞎貓撞死耗子，如此平反冤案的概率要低得多，如果冤案要用破案來平反，那是法治的失敗。
這類案例都是同一版本，前幾年，東北某省一位普通工人上班時妻子被壞人殺害，警方破案心切，刑訊逼供，把這位工人屈打成殺人犯，也判了死緩。去年真兇落網，這位工人才重見天日。幾年前甘肅武威一起殺人案，多人蒙冤，真兇落網后才還無辜以清白。武威警方更厲害，把幾個人都打殘了，最后也是判了幾個公安緩刑拉倒。這都是我從報刊上見到的“著名”案件，證明此類案件并非云南“專利”。
二是法律之劍的無力。對如此嚴重的刑訊逼供判得緩刑，這是地地道道的“刑不上大夫”。思維正常的人都知道，承認了殺害兩人，就意味著走向了死刑刑場。不把人打到一定程度，不把人往死里整，無辜者絕不會承認。在絕不承認被打死和判死刑的選擇中，杜及大部分人寧可選擇判死刑而不硬抗著，可見刑訊逼供之殘酷。我不想就具體細節研究寧某整人手段，但我想絕不僅僅是法庭所認定的“連續審訊、不準睡覺、拳打腳踢”等刑訊逼供方式，那樣的話，杜是不會承認的。把人打成這樣，僅僅判了緩刑，能說是“依法辦案”嘛？如果一位公民把寧秦打成這樣，會判緩刑嗎？法院判決刑訊逼供案件幾乎都是如此，很多致死致殘案件都是緩刑，判實刑的也僅僅幾年，法律之劍總是鈍而又鈍，這已是普遍現象。我倒明白了法律、行政監督部門和公安干警刑訊逼供的因果關系，正因為監督部門如此曖昧的態度，才有警察的違法；如果沒有如此“寬松”的監督，也就鮮有警察的違法了。為什么刑訊逼供幾乎成為司法部門的癌癥，中央下了那么多文件，又是整頓，又是致死人命后領導要辭職，但仍剎不住此風呢？從杜案中可找出答案，仍然是一個最簡單、老生常談的問題———治警不嚴。當年“三盲院長”姚曉紅打第一個人就叫紀委或檢察院處理了，還敢打后來那幾百個老百姓嗎？
唯一使人感到欣慰的是，畢竟追究了違法干警的刑事責任，比起報刊上常見的那些打傷打殘老百姓仍逍遙法外的干警的案子，這也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