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河同志于1948年10月加入中原野戰軍三縱文工團，入伍不久就參加了淮海戰役，火線喊話以瓦解敵軍。因此，我黨我軍的俘虜政策，我們背得滾瓜爛熟。
渡江之后，我軍以風掃殘云之勢窮追猛打敵軍，文工團也緊跟戰斗部隊進入浙江境內。一天，我與王河奉命打前站，隨身帶著標語、布告、捷報，還有一個漿糊筒，邊走邊貼。
江南初夏酷似北方盛暑，太陽當頭照，曬得我倆頭暈眼花、嗓子冒煙，只好下了公路，到一個小村找水喝。
一進村就覺得氣氛異常。正欲離村，“嘎吱”一聲，一家柴門開了，一位長者招呼我倆進屋，掩上門急促地說：“村外洼地柳樹林里，有國民黨一個機槍連，大約七八十號人。”話音剛落，一個國民黨兵推門而入，喝道：“有人沒有？”因為他剛從外面進屋，不太適應。趁他立腳未穩，我猛一撲，奪過槍來。那敵兵一驚，向后一退，正好與緊跟其后的一個扛著機槍的家伙撞個滿懷。王河大喝：“繳槍不殺！”那挺機槍便乖乖地倚在門坎上了。王河拎過槍來，命令機槍手趕快進屋。我與王河你一言我一語地展開了政治攻勢：
“你們是個機槍連，還剩七八十號人，對不？”“何必躲在樹林里挨饑受餓呢？你們面前現成的兩條路：一條是調轉槍口，參加革命，我們歡迎；再一條是回老家生產勞動，我們開路條發路費。何去何從，自己選擇！”
他倆點頭如搗蒜，一口一聲“長官”，一口一個“是”。接著我倆押著他們來到洼地邊沿，我持槍站在機槍手身邊，命令他趴下，待命掃射。我們告誡其連長，為自己和兄弟們著想，火速上來談判。
敵軍被我倆鎮住了，事情完全按照我倆的意圖發展，我倆一前一后，押著一連俘虜，上了公路，去追趕大部隊。
若沒有敵軍兵敗如山倒，我軍勢如破竹的大好形勢；若沒有群眾的通風報信，使我倆知己知彼；若沒有我黨我軍的寬大政策；兩個文工團員，豈是七八十個荷槍實彈的敵人的對手？
1949年5月，新華社播發了《一個漿糊筒俘敵一個連》的戰地通訊，報道的就是王河和我的經歷，我倆也因此榮獲“特等戰斗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