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地方報紙的副刊上，讀到一篇寫一位地方官的散文。文中提到的那位不算太大的地方官剛剛退下來，這一定是位政聲很好的地方官，不然，文章不會寫得那么聲情并茂。“老領導退下來本身，就是一種貢獻”，文中的這句話讓我回味了好幾天，越琢磨越不舒服。
當領導也是一種職業(yè)。在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的背景下，不管哪一種職業(yè)，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不要動不動就強調(diào)自己這種職業(yè)是在貢獻啦，奉獻啦，等等。這樣說，很容易掩蓋職業(yè)對一個人最原始的意義——生存的手段。能當上領導，這首先是獲得穩(wěn)定且可能不低的收入，從而不必像下崗職業(yè)和農(nóng)民工那樣，再為生計發(fā)愁。在我們社會的轉(zhuǎn)型時期，這不是很可引為幸運和幸福的事情嗎？要知道，在我們社會的邊緣，還有那么多人為“找活兒干”而愁眉緊鎖，甚至為討要自己的血汗錢而被砍斷手指。如果我們坐在真皮沙發(fā)上大講自己在“奉獻著”，是不是有點大言不慚？是不是有點矯情？
一個地方官退與不退，根本不是個人的道德選擇問題，而應該是一個制度問題。現(xiàn)代社會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產(chǎn)生的，也應是在制度之下退位的。服從制度的安排，是現(xiàn)代社會最重要的公共道德準則。任期一到，當退則退，不退也得退。依制度而退，是理所當然，是再正常不過的做法，是最低要求。對于人人都該做的事，似乎沒有必要刻意強調(diào)“是一種貢獻”吧？如果一定要這樣說，真不知道這是表揚，還是批評。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地方官任期已到，卻仍然不言退，那不但是制度不允許的，也是應該受到道德譴責的。
孫中山先生說過：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也就是說，現(xiàn)代社會的政治，是每一個人的事，而不是有特權的少數(shù)人的事。當?shù)胤焦伲枪裾螀⑴c的方式之一。而這樣的方式還有很多，不管哪種方式，既是公民的平等權利，也是平等義務。這種權利和義務天然地屬于每一個人，而不是某幾個人。這就是現(xiàn)代社會和貴族制社會的根本不同。民主政治時代，絕不是那種“在歷史生活中，個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計的力量”（弗雷德·梅克因《德國的災難》）的時代。因此，我們絕不能用中世紀的標準，來評判21世紀的人和事。把一個地方官按制度退位，看成“就是一種貢獻”，其實是借以自重，是一種很不好的傾向，是一種不健康的心態(tài)。“老領導退下來本身，就是一種貢獻”，這樣的結(jié)論也許是一種客氣話，但這樣的客氣話所以有必要說，既說明有人愿聽，也說明在我們的禮俗之中還有很多混濁的觀念沒有澄清。用一種畸形的評價標準，只能得出畸形的結(jié)論，進而助長畸形觀念的流行。這樣論來論去，我們的觀念便總是徘徊在常識以下，或者使得那些常識以下的觀念理直氣壯地以真理的面目出現(xiàn)，使混濁的更加混濁。在社會公共領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疇里，既要抑制邪惡的欲望，也要調(diào)控美好的欲望，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
經(jīng)濟學家張維迎說過，在西方的公司里沒有元老，因為每個人對公司的貢獻都得到了回報，因此退下來也就退下來了，不能再以自己是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為由繼續(xù)指揮這個公司。當?shù)胤焦伲皇且粋�公民服務國家和社會的方式而已，總是把貢獻掛在嘴邊，是沒有擺正公民和國家的關系，是把個人的力量看得過重了。“老領導退下來本身，就是一種貢獻”，這樣于情于理都讓人感覺不舒服的話，是一種常識以下的溢美之詞。
(張金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