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陳保堂還是張繼忠，都沒有對上述提到的“建議書”表示過疑義。但是，陳保堂堅持認為，這只是一份建議書，并沒有被實施。而且，其中大部分內容是關于通過“飛黃”來搞一個大型的募捐活動，以期拯救母親河等，并非是對“飛黃”本身的一種策劃。所以，陳保堂認為，吉縣不應給付開發中心10萬元的策劃費。
但是，開發中心代理人提出，陳保堂在閱完建議書后曾經親筆作出批示，稱之為“不可多得的、有價值的建議書，金錢有價，策劃無價”等，以此說明，此建議書即為一份策劃書。
陳保堂則當庭提出，這只是批示的部分內容，在批示最后他還提到，“策劃難，實施更難”，而陳認為，開發中心并未完全履行建議書中的內容。特別是在另一份文件中，規定他們要幫助吉縣引進人才、引進資金、引進技術，但對方沒有做這“三引”。
對此，開發中心提出，策劃人只提供方案，并沒有實施的義務。具體的工作應由提出策劃要求的一方去執行。為此，雙方僵持不下。
